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着量刑程序和定罪程序不作明确区分，量刑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高，裁判文书对量刑理由的阐述不尽充分等问题。基于斯，《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把“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确定为重要的司法改革项目。经历多年来的调查研究、试点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方案在全国法院试行。如何在试行过程中有效克服上述问题，及时取得成效，笔者认为在思想认识与具体操作上进一步厘清下列问题是有益的。

一、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应当达成的价值目标是什么？

改革应当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的过程应当设定切实可行的路径与目标。这是思考、着手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否则，改革就是盲目和非理性的。那么，现实量刑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有同志以各地发生的醉驾肇事案为例，说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大，可以在有期与无期徒刑之间自由驰骋；也有同志以数百件交通肇事案的量刑存在较大差异为佐证，主张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亟待规范。其实，前者主要是定罪标准的立法完善及解释问题，后者的偏差或许大多是在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难道我们能够希冀实行量刑规范化改革以后，所有的新类型危害行为的定罪处罚争议都会化为乌有？所有的交通肇事导致相同危害结果的案件都只能有唯一的裁判结论？事实上，从最高法院部署的各地量刑规范化试点法院的运行情况看，所试验的各类犯罪的量刑结果都呈现总体态势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所以，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藉此调整量刑标准及结果，真正的意义在于规范量刑的过程及其行为：即改变原本由法官为主操持的量刑活动，为控辩双方乃至被害人等多方共同参与；改变原本由法官、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在庭审之后评议量刑依据，为庭审之中就充分公开、当庭听证，并且强调进一步在裁判文书中叙明量刑结论的形成过程及理由。简言之，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的价值目标是，让诉讼各方均参与到量刑过程之中，明确表达量刑意见，以增强量刑活动的民主性；让量刑的事实、政策及法律依据均充分公开，以彰显量刑活动的公开性、透明度及量刑结果的公正性。

二、为何要实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如何构建量刑程序，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两种模式之争，即是采用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还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前者主张把定罪与量刑分为两个阶段，在定罪确定以后再来展开量刑答辩的法庭审理。其突出优点是有利于辩护律师合理分扮角色，分别针对定罪与量刑展开不同的辩护策略。然而，设计量刑程序，既要考虑与现实的司法资源相匹配，也要与现行的审判制度相契合。在目前许多法院面临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的情境下，在不少案件有必要通过庭后阅卷、核实证据、以及审判委员会讨论才能厘清事实、最终定案的背景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势必导致一个案件必须多次开庭，由此产生的司法资源紧张乃至当事人诉累，显然是不少法院面临的无法承受之重；同时也与现行有效运作的审判机制以及便民、利民的司法理念缺少相容性。有鉴于此，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答辩程序嵌入法庭辩论与被告人最后陈述之间，与定罪程序适度分隔，乃是改革目标与现实操作有效结合的可选方案。

三、如何在理论上正确看待量刑建议等基本程序要素？

成功的实践往往离不开坚实的理论支撑。正确把握量刑建议的性质、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以及量刑程序的诉讼结构等基本程序要素，无疑是有效推进量刑程序的必要前提。从诉权的一般运动规律、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法官量刑权的职权性质等方面分析，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并非独立的诉讼请求，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也并非诉权。量刑建议只是公诉机关依据提起公诉时所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提出的量刑主张。法院不能要求公诉机关每案必提量刑建议，因其不是义务。法院不因公诉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才行使量刑职权，也不因公诉机关提出了具体的量刑建议范围而不得逾越。法官的职责是：充分尊重、审慎斟酌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结合审理查明的全部犯罪事实及情节，依法独立作出量刑裁决。关于量刑事实的证明，因量刑事实一般可以区分为基本犯罪事实、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和被告人的个人信息等不同种类，故分别采用不同的证明规格与方式是适宜的。对于基本犯罪事实和法定量刑情节，应当通过在法庭调查阶段举证、质证的方式来严格证明。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和被告人的个人信息，可以允许自由证明，由法官在听取量刑参与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依职权审查认定。如果强求包括罪前表现在内的所有量刑情节都必须严格证明，事实上是不切实际的。关于量刑程序的诉讼结构，我们认为将其定位于多方参与，多方协作，共同协助法官做出正确刑罚裁量的听证式程序结构是合理的。具体说，即量刑程序强调的是诉讼各方的参与性，而非对抗性；在本质上属于职权式，而非当事人推动式。

四、如何在实践中具体推进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由于刑事案件的类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因此，具体展开量刑程序时，既要坚持一般程序，也要重视特殊程序的运用。所谓一般量刑程序，是指在法庭辩论阶段的定罪辩论结束之后，嵌入相对独立的量刑辩论程序。我们并不主张将量刑程序一律区分为量刑事实调查和量刑辩论两个阶段，因为把与定罪事实重合的量刑事实和法定量刑情节保留在现有的法庭调查阶段，通过举证、质证的严格证明方式来查证，既能保证诉讼风格的一致性，也可便利实际操作。鉴此，进入量刑辩论程序后，应当允许量刑参与各方在提出量刑建议和意见的同时，宣读和提交证明其他量刑事实的材料，并进行相互质疑和辩论，使量刑活动在多方参与中达成公开、透明、公正的效果。

所谓特殊量刑程序，是在考虑案件类型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即各种刑事案件大体可以区分为被告人认罪和不认罪的案件，有辩护律师参与和无辩护律师参与的案件，部分被告人不认罪和被告人对部分罪行不认罪的案件，以及被告人认罪适用普通程序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等。在上述不同类型的案件中，由于不同诉讼参与人参与量刑活动的能力及量刑程序展开的具体条件不同，针对被告人不认罪等特殊类型的案件适用特殊的量刑程序就很有必要。据此，“告知——选择——答辩”程序就成为化解被告人不认罪情形下量刑程序展开难题的现实方案：即法庭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可以告知辩方参加量刑辩论不影响其对定罪问题的辩护。辩方全部或者部分均可以选择参加量刑辩论程序，也可以选择不当庭发表量刑意见，由法庭记录在案。在辩方选择当庭不发表量刑意见的情况下，合议庭应在及时合议、形成定罪结论后，通过释明的方式，告知未发表量刑意见的辩方定罪结论已经确定，其可以书面提交量刑意见。如果辩方提交了与量刑相关的证据材料，合议庭经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决定再次开庭进行审理。这样分别不同情况，分层次进行递进审理的模式，既能充分保障做无罪辩护方的量刑参与权，体现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性；又能适应被告人对数罪中部分认罪部分不认罪、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认罪部分被告人不认罪等复杂情形，尽可能节约司法资源，兼顾到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

毫无疑义，在推进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过程中，加强制度配套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如进一步统一和公开量刑的实体标准，健全量刑程序的庭前准备、庭后评议、判后释明等实践工作机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量刑调查报告制度，进一步完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制度等，都有待我们继续探索，脚踏实地的稳步推进。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银发〔2012〕4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央结算公司、中国银联、上海清算所、支付清算协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结合“十二五”期间我国支付体系发展需要，人民银行组织相关部门制定了《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组织贯彻执行。



　　　　　　　　　　　　　　　　　　　　　　　　　 人民银行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

　　支付体系是经济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不仅有利于密切各金融市场有机联系，改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支付服务需求，而且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坚定社会公众对货币及其转移机制的信心。本指导意见主要阐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支付体系发展的政策取向，明确支付体系建设的工作重点，引导支付服务市场的主体行为，是为促进我国支付体系建设、适应经济金融发展而发布的第一个支付体系中期发展指导性文件，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
　　一、发展现状
　　（一）支付体系建设成就。
　　近年来，我国支付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支付体系服务主体多元化发展，形成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组织格局。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体系不断完善，金融账户实名制稳步落实。非现金支付工具广泛应用，形成以票据和银行卡为主体，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电子支付为补充的工具系列。支付清算结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成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为骨干，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主体，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外汇结算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系统架构。支付体系监督管理机制初步形成，建立了支付清算结算法律法规制度框架，确立了“安全”和“高效”并重的监管目标，明确了监管范围和监管手段，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广度不断拓展，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持续改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投资有序开展，跨境人民币清算渠道初步形成。
　　（二）支付体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支付体系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未来一段时期，支付体系建设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交易活动日益频繁，支付服务需求旺盛。金融改革深入推进，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外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国际社会愈加关注利用支付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积极制定和出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国际标准和准则。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强化了监督管理支付系统、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必要性。这些因素一方面对我国支付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支付体系加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
　　同时，我国支付清算结算法规制度亟待更新完善、支付系统与证券和外汇结算系统需进一步协调发展、城乡支付服务环境发展不平衡、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支付体系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支付体系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支付服务需求日益多样化、差异化和个性化，推动各种业务不断创新；支付工具电子化趋势明显，电子商业汇票应用方兴未艾，银行卡普及率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预付卡、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发展迅猛；支付服务市场竞争激烈，支付机构参与支付服务市场丰富了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基础的支付服务主体格局；现代信息技术在支付领域广泛应用，支付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支付结算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深，支付体系复杂性增强，支付体系监管面临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支付体系建设，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化挑战为机遇，是当前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和实现支付体系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为宗旨，全面推动支付体系的科学发展，鼓励创新，防范支付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循序渐进，统筹兼顾。坚持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与法规制度建设同步推进，促进支付系统与外汇结算系统、证券结算系统协调发展。坚持支付体系建设的统筹规划和循序渐进，逐步缩小城乡支付服务环境差距，推动境内支付与跨境支付统筹发展，实现支付体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推动相结合。全面发挥市场机制在支付体系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优化支付服务市场安排，促进行业自律，优化市场秩序，鼓励公平竞争，满足社会多样化支付服务需求。充分重视政府在加快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非现金支付工具发展、推进支付产业信息标准制定、强化支付体系监督管理中的推动作用，依法发展、依法监管。
　　——坚持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积极支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各类业务创新。有效开展支付体系监督管理，引导支付服务市场规范发展，防范支付风险，促进支付服务环境不断优化。
　　（三）主要目标。
　　进一步完善以服务社会公众为宗旨，以满足支付需求为导向，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以及各类清算组织、外汇结算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支付体系服务主体多元化格局。建立健全有利于规范管理和风险防范、促进市场竞争和金融创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支付清算结算法律法规与监督管理体系。完善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为中枢，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外汇结算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及其他零售支付系统并存的现代支付清算结算网络体系。完善以票据和银行卡为主体，以电子支付方式为发展方向，适应多种经济活动需要的支付工具体系。进一步健全以金融账户实名制度为基础，以不断优化的金融账户管理手段为支撑的金融账户管理体系。研究支付交易信息标准，促进支付清算结算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为加强支付体系监管提供基础支撑。结合农村地区不同支付服务需求，创新和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引导因地制宜地布设各类配套设施，全面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积极开展支付体系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主要任务
　　（一）健全支付体系法律法规制度，夯实支付体系发展的法律基础。
　　研究制定支付系统管理法规制度。完善支付系统规则设计，明确支付指令、结算最终性和轧差安排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做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提升支付系统管理制度的法律层次，研究拟订《支付系统监管条例》、《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条例》。制定重要支付系统判断标准，提高重要支付系统监管透明度，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系统参与者及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非现金支付工具法规制度。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修订工作，明确电子票据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推动出台《银行卡条例》，做好《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的制定实施工作。制定与完善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业务管理办法。整合完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制度，统一规范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完善外汇结算法规制度。明确外汇交易集中清算的法律地位，确保外汇交易的结算最终性，保障清算机构对担保品优先受偿权。理顺外汇交易、清算、结算机构及市场参与者的法律关系，明确各主体间市场协议的法律地位，保障各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交易、清算、结算过程之间的信息互通与共享。
　　完善债券交易结算法规制度。推动债券电子簿记法规建设，保障电子化证券的法律权利。研究明确债券结算机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处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的衔接，落实保障证券结算优先原则，确保结算最终性。
　　完善支付清算结算服务收费定价机制。根据经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水平，不断完善支付清算结算服务收费定价机制，推动支付服务市场化、规范化发展，倡导风险、成本与收益相匹配的定价策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协调推动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服务优惠支持政策出台，有效降低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成本。
　　（二）扎实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全高效的资金、证券结算系统网络。
　　完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整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建成功能更完善、架构更合理、管理更先进的第二代支付系统，合理规划和部署现有应用系统迁移工作。推进支付体系灾备体系建设，提高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充分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的基础性功能。积极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在零售支付系统建设中发挥作用，推动零售支付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优化，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安全、便捷、低成本的支付服务。鼓励提供灵活多样的系统接入方式，广泛支持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使用各类支付清算系统，推进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建设。
　　提升外汇结算系统功能。研究推动外汇结算系统与境内外支付系统的衔接应用，提高外汇结算效率。进一步丰富外汇结算系统功能，支持外汇业务创新，努力推进外汇交易同步收付（PVP）的实施，有效防范外汇结算风险。
　　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多币种证券清算结算及跨境交易的清算结算，推动实现债券市场净额结算。研究推动债券结算系统功能优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不断满足新业务、新产品的结算需求。提高利用中央银行货币进行证券资金结算的比重，发挥支付系统与证券结算系统联合运行的优势。
　　协调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的发展。完善各系统的准入、退出标准，研究各系统之间互联互通标准，实现各系统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发挥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在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支持作用。完善各系统的危机处置预案和应急计划，健全各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评估机制和考核机制，切实提高各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稳步提升各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协调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之间的结算过程，有效防范跨系统风险。
　　（三）鼓励非现金支付工具发展创新，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普及应用。
　　继续推动票据业务创新。支持和推动票据影像业务和电子票据的发展，降低票据处理成本、提高票据支付效率，保障票据支付安全。充分发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效能，研究引入电子票据新品种，推动票据市场统一化、电子化进程。提升纸质票据防伪技术及核验水平，确保票据使用安全。
　　大力支持银行卡产业发展。规范银行卡发行。继续扩大银行卡受理范围，不断改善受理环境，全面促进银行卡应用，提高支农、惠农卡普及率。规范收单市场秩序，强化特约商户和受理终端管理。推动金融IC卡（金融集成电路卡）与公共服务应用的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银行卡业务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完善银行卡业务发展量化考核机制。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完善联合整治银行卡违法犯罪工作机制，加大打击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
　　推动新兴电子支付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电子支付业务规则和风险控制措施，加强电子支付标准建设，鼓励新兴电子支付业务发展。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电子支付管理，规范支付机构电子支付平台的发展。强化对支付机构的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要求，保障客户资金安全，促进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
　　积极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普及推广。加大支付结算知识宣传普及力度，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非现金支付工具配套设施布放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公众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网络通信设施，推动切合农村实际的电子支付工具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和普及。鼓励和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在国家粮食、农副产品收购以及果蔬、农业生产资料等各类专业市场的广泛应用。
　　（四）优化账户服务和管理，增强社会诚信意识。
　　推进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加强落实账户实名制监督检查，探索建立落实账户实名制长效机制。加强身份识别手段，提高身份识别有效性，完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功能，探索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健全联网核查疑义信息反馈核实及争议处理机制。
　　改进银行账户管理体系。研究拟订《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条例》。研究完善金融账户账号编码规则，建设全国集中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不断完善银行账户司法、税务、审计等有权部门查询、冻结、扣划制度，依法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地区银行账户的普及率，在依法合规、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开户手续，促进农村地区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为非现金支付结算业务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五）加强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维护支付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明确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的重点。充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的职能及相关金融行业监管部门在金融体系中的法定监管作用，加强对支撑金融市场运行的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等的监督管理。及时完整地获取金融市场的交易和风险敞口信息，加强监控同一金融机构作为多个系统参与者时所承受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尽早发现、预警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切实维护支付体系的安全、高效与稳定运行。
　　强化支付体系监督管理措施。合理设计支付体系统计监测指标，进一步完善支付信息采集、汇总、分析手段。参照《重要支付系统核心原则》、《证券结算系统建议》等国际标准，适时开展各类支付清算结算基础设施的评估工作。
　　完善支付体系监管机制。建立健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监管协调机制，有效形成监管合力。切实推动支付清算行业自律管理，维护支付服务市场的竞争秩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监督管理水平。加强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提高支付体系监管透明度。
　　健全支付机构监管机制。落实《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配套措施，明确支付机构从事网络支付、预付卡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等支付服务的资质和要求，引导督促支付机构规范发展。建立健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司治理、自我约束”的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监管体系，有效防范支付风险，切实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维护支付服务市场的稳定运行。
　　（六）加强支付体系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参与支付结算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支付清算结算国际和区域性合作组织，研究国际国内支付体系标准衔接机制，在支付结算国际规则与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统筹研究跨境人民币业务处理系统建设以及跨境债券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为跨境经贸往来和金融中介活动提供更加可靠的清算结算安排。研究加强跨境人民币支付信息安全管理，确保我国金融信息安全。
　　推进支付服务市场对外开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国际结算业务，在风险可控和经济可行的前提下，推动业务、机构不断向境外延伸。畅通人民币跨境支付渠道，完善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推动境内及跨境外币支付系统协调发展，提高外币支付效率。
　　四、组织实施
　　（一）明确实施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加强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组织领导，牵头制定各项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方案，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建立指导意见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制度，强化对指导意见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
　　（二）加强统筹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切实履行职责，加强指导意见实施的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加强沟通，建立健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合作机制、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充分发挥金融业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作用，加强监测和评估，维护支付体系的稳定，共同确保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在城市和农村广泛宣传支付结算知识，培育社会公众的现代支付理念。切实加强对支付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社会公众防范支付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大力宣传国家支付体系建设的政策导向和重要意义，为指导意见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