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际商事合同中的合意瑕疵及其法律救济

刘成伟*


尽管各国法律对于合同的定义表述不一，但对合同的基本内涵也即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事人有订约能力，这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代理授权或对合同标的的合法处分权等事项；第二，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当事人通过对要约的承诺，或其他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诸如拍卖、投标等事项而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第三，合同的内容与形式合法，不违背社会公益。如果合同成立要件未能得到或未能全部得到满足，则意味着合同的成立过程存在瑕疵。由此导致合同的履行缺乏正当基础，最初订约时当事人所合理期待的合同目的也就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实现。但考虑到当事人的订约能力、合同内容或行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公益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国内法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的现实情况，在此本文的论述将只涉及到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问题。
而就国际商事合同的调整规则而言，目前国际上一个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就是1994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UNIDROIT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1994.以下简称《守则》）[1]。该法律文件对国际商事合同的实践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合同的作用，为各国商人所广泛采用以作为其合同条款的补充或解释依据。虽然《通则》基本上属于商人法（lex merctoria）的范畴，而不是一个国际性公约，不具有强制性，完全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但是，由于它尽可能的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体系的一些通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商事合同中所广泛适用的惯例和规则，并在本质上充分灵活的考虑到由于国际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情势对国际商务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对于指导和规范国际商事合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的论述将以《通则》的规定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和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所谓合意瑕疵（Defective Meeting of the Minds），即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存在诸如重大误解、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情形。依据《通则》的有关规定，针对合意瑕疵的救济措施主要有宣告合同无效和损害赔偿两种。鉴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仅对宣告合同无效加以阐述。
在此必须首先明确“宣告合同无效”（Avoidance of the Contract）一词的确切涵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U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1980）中也有“宣告合同无效”这一表述，但《公约》是将之作为一种合同履行中的违约救济方式，与《通则》中作为违约救济方式之一的“终止合同”（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这一术语,以及我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一词属于同一范畴。而《通则》则是将该表述作为针对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方式之一，其行使需要当事人的主张，这与《合同法》中的“撤销合同”一词属同一范畴。另外，我国《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一词则是指由于合同的内容或目的不合法或有违社会公益或国家利益而当然无效，无需当事人的主张，有关机关在处理此类合同时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直接“宣告”其为“无效合同”。而本文的“宣告合同无效”则是指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权利，必须通过向法院或仲裁机关主张来行使。
依据《通则》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错误（Mistake）。一方当事人可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所谓错误，依据《通则》第3.4条的规定，是指在合同订立时对已经存在的事实或法律所作的不正确的假设（erroneous assumption）。根据第3.4条的注释规定，错误可分为事实错误（mistake of fact）和法律错误（mistake of law）两种。但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导致宣告合同无效，依据《通则》第3.5条第（1）款的规定，只有此错误在订立合同时如此之重大，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处在与犯错误方的相同情况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on materially different terms）订立合同，或根本不会订立合同。
依据《通则》第3.4条、第3.5条（1）款的规定，当事人若想基于“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必须满足如下要件。首先，时间要件，此错误必须是在合同订立时业已存在的。强调这一时间因素，是为了把对错误所适用的规则及其特殊救济方法与对不履行所适用的规则及其救济方法区别开来。其次，程度要件，只有在此错误达到如此重大（of such importance）时，才能宣告合同无效。至于何谓“如此重大”，则要依据在订立合同时处在与错误方的相同情况下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same situation）,在知道事实真相时所可能做出的行为来判断。如果该人因此将根本不会订立合同，或将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订立合同，就可以认为此时的错误达到了据以宣告合同无效的程度。最后，对方要件，只有当另一方当事人（非错误方）满足如下四种条件之一时，错误方才能宣告合同无效：a、双方当事人犯了相同的错误；或b、该错误是由另一方当事人引起的，此错误可以是由另一方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或通过行为所传达的意思表示所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此错误是由该另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则将适用下文有关欺诈的规定）或c、对于此错误的存在，另一方当事人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所谓“理应知道”，是指处于与该当事人相同情况下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能知道的情况），但却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reasonable commercial standards of fair dealing）,致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中。由该规定可以看出，援引该规定的当事人除了必须证明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错误外，还必须证明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告知其所知的错误是违背了，也即错误方必须证明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另一方当事人就此错误负有告知的义务；或d、另一方当事人在错误方宣告合同无效时尚未依其对合同的信赖行事（act in reliance of the contract）。
对于基于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需要与自始不能（initial impossible）的情形区分开来。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合同标的的状态不了解，而错误地相信实际上已经消灭的标的物仍然存在。则此时已经不属于错误的范畴，而应适用有关“自始不能”的规定。而依据《通则》第3.3条的规定，仅有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之义务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该规定将对合同效力的质疑转移到将来货物交付之时。在合同订立时即使与之相关的财产已经灭失，合同仍然有效，当事人不能依据“错误”宣告合同无效。合同订立时的自始履行不能与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履行不能的效果一样，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与责任将依据不履行的有关规定处理。其次，关于表述或传达中的错误的归属。依据《通则》第3.6条规定，在表述或传达一项声明种发生的错误，应视为做出声明一方的错误。据此，如果此错误满足了第3.5条（1）款的规定，则做出声明的一方可以主张合同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此错误必须是发生在表述或传递过程中的。如果信息已经到达接受方，而接受方由于主客观原因而误解了其内容，则该错误不属本条规定的范畴。如果此时符合第3.5条（1）款的规定，则接受方而非声明方可以援引其规定宣告合同无效。
第二，欺诈（Fraud）。如果一方当事人基于对方当事人欺诈性的陈述而订立合同，则该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所谓欺诈性的陈述（fraudulent representation），依据《通则》第3.8条的规定，包括欺诈性的语言、做法，或另一方当事人对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本应予以披露的情况欺诈性地未予披露（fraudulent non-disclosure）。无论是明示或默示的虚假陈述，还是对事实真相的不披露，与错误明显不同的是欺诈行为本身的性质和目的。欺诈行为是行为人意欲诱导对方犯错误，并因此从对方的错误中获益的行为。因而欺诈人具有主观恶意，其性质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欺诈行为本身足以构成受欺诈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条件，而无需如同错误那样还要附加其他条件。
第三，胁迫（Threat）。如果一方当事人是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不正当之胁迫，而订立合同，则他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所谓不正当之胁迫（unjustified threat），依据《通则》第3.9条的规定，是指考虑到各种情况，该胁迫如此急迫、严重（so imminent and serious）到足以使该方当事人没有合理选择（reasonable alternative）。尤其是当使一方当事人受到胁迫的行为或不行为（the act or omission）本身为非法，或者以其作为手段来获取合同的订立属非法时，均为不正当之胁迫。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能导致宣告合同无效的胁迫必须是急迫而严重的，尤其是当该胁迫本身的性质或通过该胁迫所欲达到的目的为非法时。至于胁迫之急迫性和严重性的判断，可以是对人身或财产以及声誉或单纯的经济利益的影响，只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后此种胁迫致使受胁迫人没有其他合理选择，即可被认为达到了足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标准。
第四，重大失衡（Gross Disparity）。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unjustifiably）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也即存在重大失衡的情形时，则处于不利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所强调的是在合同订立时存在重大失衡。如果重大失衡在合同订立时并不存在而是合同订立后才出现的情况，则不属于本条的范畴。此种情况可以适用有关艰难情形的处理（《守则》第6.2条）的规定。而所谓重大失衡，依据《守则》第3.10条的规定，除其他因素外，尚需要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难或紧急需要（dependence, economic distress or urgent needs），或者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improvidence, ignorance, inexperience or lack of bargaining skill）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目的。根据该条注释的规定，所谓“过分的利益”（excessive advantage），是指此种利益的获得不仅扰乱了履行与对应履行之间的平衡，而且破坏了正常人所具有的道德标准，因而此种利益的获得是不正当的。当然，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于重大失衡的合同，也可以请求法庭（依据《通则》第1.10条规定，在《通则》的规定中，“法庭”一词包括仲裁庭）修改该合同或该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通则》有关重大失衡的规定与我国《合同法》中有关“显失公平”的规定相类似。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该合同。
最后，如果导致宣告合同无效的事由是因第三人的介入而形成，依据《通则》第3.11条规定，则应分别如下情形对待：首先，对于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如果该错误应归咎于（imputable to）第三人或者为该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则只有当该第三人的行为应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时，方可依据将该行为视为另一方当事人本身所做的行为或所知悉的情况时的相同条件，而宣告合同无效；其次，对于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如果应归咎于第三人，则当该第三人的行为应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时，或者虽不由其负责但为该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时，或者在宣告合同无效时该另一方当事人尚未依照其对该合同的信赖而行事时，该合同可被宣告为无效。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宣告合同无效，作为针对“合意瑕疵”的一种最主要的救济方式，该项权利的正当行使应满足如下条件：首先，行使依据：必须存在诸如重大误解、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事由。而且该类事由的存在还需要满足如下条件：a、另一方当事人对该事由的存在具有可归责性：该事由的存在是由其造成；或者其知道或理应知道该事由的存在，却未依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行事；或者当该事由的存在可归咎于第三人时，而该另一方当事人应对此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或者知道或理应知道此第三人的行为。或者b、该另一方当事人虽然对此事由的存在不具有可归责性，但却尚未依照其对该合同的信赖行事。其次，行使方式：依据《通则》第3.14条的规定，有权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应该通过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行使此项权利。而且，依据《通则》第1.9条的规定，只有当此项通知送达（依据《通则》第1.9条第3款规定，通知于口头传达给被通知人或递送到被通知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为“送达”被通知人）另一方当事人时，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才生效。最后，行使期限：依据《通则》第3.15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应在合理的时间内作出。对于一般的宣告合同无效，应在权利人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有关事实或者在其可自由行事（acting freely）时（主要针对“胁迫”存在时的情形）起的合理时间内做出；对于因“重大失衡”而导致的宣告合同中的个别条款无效，则此合理时间的起算应自该条款被另一方当事人主张（asserted）时开始。
值得欲宣告合同无效的当事人注意的是，某些特殊情形的存在或者其本人或对方当事人的某些特定行为可能导致其无权宣告合同无效或其宣告将丧失效力。首先，对于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如果此错误的存在是由于该当事人的重大疏忽（grossly negligent）所致；或者当此错误属于事实而非法律错误时，而该事实错误发生的风险（the risk of mistake）已被错误方意识到，或考虑到相关情况，该错误发生的风险应该由错误方承担，则该当事人无权宣告合同无效。[2]其次，如果一方当事人所依赖的情况表明，对不履行（依据《通则》第7.1.1条规定，不履行（non-performance）系指一方当事人未能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包括瑕疵履行或延迟履行）可以或本来可以提供救济，则其无权宣告合同无效。[3]这说明当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这种救济方式如果与不履行的救济方式发生冲突时，对不履行的救济方式具有优先性。这也是“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这一原则的体现。再次，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在其发出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期间开始后，又明示的或默示的确认合同，则他不得再宣告合同无效。[4]最后，如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则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即行丧失，任何以前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均丧失效力：一种情况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有权因错误宣告合同无效，而另一方当事人声明他将愿意按照或已经按照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履行合同，则该合同应视为按照该方的理解已经订立。条件是该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方式的通知后，而且在该方当事人依据其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行事之前，必须立即做出此种声明或进行此种履行。[5]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有权因重大失衡宣告合同或其个别条款无效，则收到该宣告通知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法庭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此项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其通知行事之前，立即将其请求通知对方当事人。[6]
对于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依据《通则》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具有追溯力。不过，如果宣告合同无效的理由仅影响合同的个别条款，则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仅限于这些条款，除非考虑到各种情况，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是不合理的。《通则》有关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的规定，是与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效力的规定相一致的。《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对于宣告合同无效的此种追溯力的具体表现就是“恢复原状”，即宣告合同无效后，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当事人也同时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得到的一切；或者，如虽不能返还实物，但对其所得之物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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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成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POST: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9-01硕士1班
E-mail: Genes@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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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引用法律文本出另有特别标注外，均来源于http://www.unidroit.org/english/principles/pr-main.htm；并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 《通则》第3.5条（2）款。
[3] 《通则》第3.7条。
[4] 《通则》第3.12条。
[5] 《通则》第3.13条第1款。
[6] 《通则》第3.10条第3款。
天津市卫生局


天津市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办法
　　津卫妇〔2005〕185号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我市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管理，提高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根据国务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第三条医疗保健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应当坚持避孕为主，推广综合节育措施，提高节育效果，减少节育手术并发症，保障受术者的安全与健康。

　　第四条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市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管理工作，各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的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管理工作。第二章审批与管理

　　第五条医疗保健机构按其计划生育技术科室的规模大小、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设施、装备及计划生育手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分为三级进行管理。

　　(一)一级机构是直接向社区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基层单位，一般为乡(镇、街)医院(卫生院)，企事业单位所属卫生院，社会办医医院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设施未达到二级设置标准的二、三级医疗保健机构。

　　(二)二级机构是向多个社区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承担一定科研任务的医疗保健单位，一般为区县级医院，妇幼保健院(所)，企业、事业单位医院，部队医院及未达到三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设施设置标准的三级医疗保健机构等。

　　(三)三级机构是能够承担市节育技术培训工作和市级以上科研项目工作，并取得相应科研成果的三级医疗保健机构。

　　第六条医疗保健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技术，应当与其功能任务和规模相适应，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条件，经专家组评审，由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一)在医疗保健机构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员应是经专门培训、考核合格的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

　　(二)高、中、初三级计划生育手术人员的比例；床位、计划生育手术人员的比例；医、护人员的比例符合《天津市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分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要求。

　　(三)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相适应的达到《标准》要求的诊室、检查室、手术室及配套设施。

　　(四)有健全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制度。

　　(五)个体医疗机构不得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七条医疗保健机构及区属社会办医机构申报一、二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应向所在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当地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申报三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及市属社会办医机构，经所在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后，向市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各级医疗保健机构申请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天津市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审批表一式两份；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三)上岗的计划生育手术人员的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复印件；及护理人员的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场所的建筑设计平面图；

　　(四)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八条卫生行政部门对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做出如下处理：

　　(一)凡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其不予受理的决定，同时注明所短缺的材料或其所不符合法定形式；

　　(二)申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其行政许可受理的决定，并组织评审组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评审，评审合格的在15个工作日内发给其许可开设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的通知。

　　(三)申报机构执“通知”到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由该卫生行政部门在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注明所许可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

　　(四)评审不合格的，由评审机关书面通知申报单位。

　　第九条医疗保健机构在申请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同时向原批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的机关提出申请，由原批准机关对其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进行校验。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应在一个月内报市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同时通报本区县计划生育部门。

　　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在一个月内反馈给申报单位所在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同时通报市计划生育部门。

　　第十条医疗保健机构必须按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项目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增加或减少服务项目、暂停或终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应经原审批部门的批准并办理相应的变更、暂停或撤消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手续。

　　第十一条市卫生行政部门组建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以简称“指导组”)，市妇儿保健中心在市卫生局领导下负责其日常技术服务管理工作。指导组主要职责如下：

　　(一)参与制定、修改有关计划生育技术工作规范、标准；

　　(二)在市卫生局领导下组织开展适宜技术的科学研究；

　　(三)组织计划生育手术疑难病症和危重病例的会诊；

　　(四)组织重大节育手术并发症和死亡病例的讨论；

　　(五)参与计划生育手术人员的资格审定和技术考核、参与对医疗保健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的验收和评估；

　　(六)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开展有关生殖保健的卫生宣传；

　　(七)市卫生行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二条各区县卫生行政部门组建本地区卫生系统计划生育技术协作组(以下简称“协作组”)，区县妇幼保健院(所)在当地卫生局领导下负责“协作组”日常管理工作。协作组主要职责如下：

　　(一)做好辖区内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

　　(二)参与辖区内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的评估和计划生育技术人员的操作考核；

　　(三)参与辖区计划生育技术人员的培训、新技术的科研与推广；

　　(四)参与辖区内计划生育手术的质量控制和疑难病症的会诊；

　　(五)参与辖区内重大节育手术并发症的讨论。

　　第三章质量控制

　　第十三条医疗保健机构必须建立健全门诊登记、住院手术登记、手术记录、并发症登记、转诊、会诊、随访、病历管理、消毒隔离、技术考核等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医疗保健机构及其技术人员应严格执行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常用计划生育技术常规》，确保手术质量，减少和防止手术并发症。

　　第十五条计划生育手术人员改变或创新手术方式，超出《常用计划生育技术常规》范围者，应向市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获准后方可实施。开展计划生育药具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应严格执行我国《药品管理法》和《新药审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使用统一的登记表册、病历及手术记录单，做好计划生育手术的数量和质量的统计工作，并按期报所在区、县妇幼保健机构。

　　第四章技术考核

　　第十七条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必须经计划生育技术理论考核和技术操作考核，成绩合格，取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后，依照国家相关的规定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十八条具备以下资格的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可以报名参加计划生育技术理论和操作考核：

　　(一)临床医学专科以上学历，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半年以上者；

　　(二)医学中专毕业，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一年以上者；

　　(三)非妇产科、计划生育技术专科从业的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一年以上者。

　　第十九条取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后，应在获准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中注册后方可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计划生育手术人员的考核工作每三年一次。获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的人员每年必须参加计划生育技术的培训，并由培训机关在合格证上注明。未参加培训的收回其《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

　　第二十条计划生育手术人员在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时，应遵守与执业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常规、职业道德规范和管理制度。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在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中要严格遵守我国“计划生育服务事故、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和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报告制度”。一旦发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事故、发现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和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向主管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发生死亡病例应立即上报市卫生行政部门。

　　第二十二条医疗保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不经审批或逾期不校验而继续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责令限期补办审批或校验手续；拒不办理的取消其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格，取消服务资格后仍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医疗保健机构是指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在本市辖区内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保健单位。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原《天津市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办法》(津卫妇〔2002〕291号)同时作废。

　　天津市卫生局

　　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