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贿罪应当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

姜 莉 徐卫红


贿赂罪的“谋利”要件一直是刑法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在现行刑法未对“谋利”要件作出修改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行贿罪的“谋利”要件作一分析。1997年《刑法》第389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行贿罪必须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紧跟着第2款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理论上一般将此种情况的行贿称之为“经济行贿”，以区别于一般行贿。由于这一款没有在罪状中规定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因而理论上对经济行贿罪是否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要要件，存在着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行贿是与一般行贿并列的行贿方式。认定经济行贿，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要要件，不论行为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只要具备给被行贿人以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被行贿人以回扣、手续费其中一行为的，即构成行贿罪。更有论者进一步指出，经济行贿之所以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是因为在当前，经济往来中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违反规定给予回扣、手续费的现象十分严重，相当普遍，也具有相当隐藏性，刑法为了尽可能减少实践中的此种现象才专门规定了这种行为为行贿。经济往来中的行贿，行贿人谋取的经济利益往往有相关的合同、协议等为依据，要界定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比较困难，为了便于对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犯罪的打击，所以立法作出如此特别规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行贿是特定领域、特殊形式的一种行贿，本身不具备完整的构成要件，必须先符合行贿罪的一般构成要件，再符合特殊规定才构成犯罪，经济行贿罪必须是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第389条第2款规定的经济行贿同样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理由是：
第一，从立法技术上分析，有些犯罪由于领域的广泛性和形式的多样性，法律除对一般情况作出一般规定外，还对某些特定领域或特殊形式的该种犯罪加以专门的规定。当这种专门规定与一般规定不在同一条文时，法律需对各自不同的特征加以完整的表述(如诈骗罪与各种不同形式的金融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各种特定的伪劣产品罪就属此类)；当专门规定与一般规定在同一条文时，为了法律语言的简洁，往往将某些一般特征省略，而只将其特殊性予以表述，这是立法力求简练的技术要求。刑法第389条第2款规定是对特殊情形下行贿罪的特别规定，并非一个独立法条，其本身并不包涵行贿罪的所有构成要件。该款仅对经济往来中的行贿在客观方面的特别特征作了表述和强调，省略了行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表述。
第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决定了犯罪构成要件的宽严，经济行贿较之政府权力运作中的行贿其危害性更小，如果认为经济行贿反而不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则无疑扩大了对经济往来中行贿的打击面，导致罪刑不相适应。一般行贿主要发生在公务活动中，如在寻租司法权力、违规申请贷款、干部提拔任用、承包开发工程、违规减免费用、违规审批项目等政治、行政领域的腐败是更为典型的权钱交易，它发生在政府权力的运作当中，这种行贿危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可以说直接危害政权。经济行贿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比较普遍，但一般发生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购销、承包租赁、联营等形式的经济往来中，带有商业贿赂的性质，是商业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危害性要明显小于一般贿赂。如果认为经济行贿不需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则会造成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反而比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处理严格，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实践中也会导致经济行贿与一般行贿处理上的不平衡。所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应作为一切行贿的必要构成要件。
第三，刑法第389条第3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一款是对行贿罪的除外规定，应当理解为是统领前面二款的，是对第1、2款两款的除外，即无论是一般行贿还是经济行贿的行贿人，因被勒索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由此表明，经济行贿与一般行贿一样，都必须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
第四，经济行贿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发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第2条：“对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构成行贿罪的……”，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经济行贿也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通州市公证处 江苏省通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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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立项、管理办法
国家教委办公厅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适应“两个转变”，面向21世纪，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按照我委《关于“九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中“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审查立项”由国家教委负责的要求，做好普通高等教
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立项和管理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供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使用的各种形式（文字、ＣＡＩ、多媒体等）的教材，尤其是覆盖面较大、对实现教育培养目标有重大影响和起关键作用的教材。
二、组织管理
国家级重点教材立项的组织管理工作由国家教委高教司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1、汇总已立项的学校级、部（省）级重点教材；
2、组织国家级重点教材选题的申报、审批、立项；
3、督促检查国家级重点教材的编写（或制作）进度；
4、组织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审定；
5、组织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出版、试用、修订、推广。
三、申报
1、“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计划立项500项左右，申报的截止日期为1996年8月31日。
2、申报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单位是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申报的选题应在本部门已立项的重点教材中择优申报。申报选题的范围仍按专业对口分工负责的原则，申报选题的种数为本部门已立项的重点教材种数的三分之一。
3、在“九五”期间能够出版或交稿的教材才可申报。
4、申报“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要填写“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申请书”一式三份，并附已有讲义、教材，属新编的教材则应附较详细的编写大纲或部分章节的样稿，经专家和有关领导部门审核后报国家教委高教司。
5、申报国家级重点教材的选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在教学使用中反映较好，需要修订的已获部、省级及其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
②教学改革力度较大，能反映当代科技、文化的最新成就，符合我国实际，在内容和体系上有明显特色的教材，特别是已批准立项的面向21世纪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改革的以教材为成果的项目；
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学科（专业）或可供国际交流的教材；
④提高大学生素质的大学生必读教材。
四、审批、立项
1、国家教委高教司受理申报后，按规定对申报的选题进行资格审查和分类。通过资格审查的选题，由高教司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审组进行评审。
2、通过评审的选题，由国家教委审核后即为立项的国家级重点教材选题。
3、国家教委高教司将及时通报已立项的国家级重点教材选题，并组织有关方面签定合同。
五、编写、审定、出版
1、已立项的国家级重点教材的编写者，应按计划认真完成教材的编写工作；有关的学校应创造条件支持编写者完成教材的编写工作，承认编写者的业绩，并计入教学工作量，其计算应取较高标准。
2、教材审定工作由高教司（或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时可采用审稿会形式。
3、审定立项的国家级重点教材时，除检查是否达到“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申请书”中所提出的各项目标外，还必须全面审查教材是否符合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本门学科的基本规律；
②具有与本门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能够正确地阐述本门学科的科学理论和概念，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③符合本门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恰当，取材合适，内容的阐述循序渐进、富有启发性，便于自学，使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④文字准确、流畅，符合规范化要求；插图正确，文图配合恰当。
4、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出版在尊重编写者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与有关出版社商定，必要时也可通过其它的方式确定。承担国家级重点教材出版任务的出版社要配备得力的编辑人员配合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工作。
5、有关出版社对经审定通过的国家级重点教材应在编校、装帧、纸张、印制等方面给予特殊的重视和质量保证。国家级重点教材出版时封面和扉页上应印有“‘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的统一标记和字样。
六、经费
1、有关学校对列入国家级重点教材的编写者应给予必要的经费资助，用于编写教材所需开支。
2、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对本部门拟上报的国家级重点教材选题提供评审经费。
3、国家教委负责提供最后评审立项和必要的补助经费。
4、出版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出版社，要提供审定工作所需的经费和交纳国家级重点教材建设基金。稿酬从优。
5、由交纳国家级重点教材建设基金的部分出版社及有关人员组成国家级重点教材建设基金管理委员会，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由基金管理委员会确定。具体办法另定。
七、其它
部（省）级重点教材的立项、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参照本办法制订。



1996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