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交通厅


吉林省交通厅关于印发《吉林省交通厅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吉交发[2007]1号　


　　各有关厅直单位、机关各处（室）：　
　　为了使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促进依法治交通工作，参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特制定《吉林省交通厅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吉林省交通厅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　
　　　　　　　　　　　　　　　　　　　　　　　　　 二ＯＯ七年一月五日　
　　　　　　　　 吉林省交通厅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使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促进依法治交通工作，参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交通厅及厅直事业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上位规范性文件和法定职责制定和起草的，调整交通管理工作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的总称，包括：　
　 （一）由厅或厅直单位起草的， 需要上报省政府审查后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　
　 （二）由厅或厅直单位起草的，需要上报省政府审查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草案；　
　 （三）由厅或厅直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上位规范性文件规定或依据法定职权起草的，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　
　　第三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解释与备案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制定交通规范性文件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交通规范性文件所规范的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上位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二）交通规范性文件应符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交通规范性文件应符合交通行业管理的实际需要；　
　 （四）交通规范性文件应符合交通法规体系的总体要求；　
　 （五）交通规范性文件要具有可操作性，并力求减少操作的随意性；　
　 （六）严格控制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制发，没有设立、细化规范行为的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不予发布。　
　 （七）交通规范性文件所规定事项不得超越制定单位的法定权限。　
　　第五条　厅或厅直单位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交通规范性文件起草、制定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审核。　
　　第六条　依据本办法第二条第三项制定的交通规范性文件名称一般称“规定”、“办法”、“实施细则”。　
　　第七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用语应当准确、简洁，条文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第八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内容涉及其它部门的，应与其它部门联合制定。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向制定机关请求查阅交通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有义务为查阅人查阅规范性文件提供方便，并对有关查询作出答复；对涉及国家秘密、技术秘密或商业秘密的，制定机关应予保密。制定机关以保密为由拒绝相对人的查询要求的，必须出具书面决定。　
第二章 立　项　
　　第十条　厅机关各处（室）和厅直单位各部门认为需要制定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应当在每年10月底以前向本单位法制机构报送年度立项申请。　
　　厅直单位报请以厅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报请省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报请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计划，经报请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并同意后，方可向厅报送立项申请。　
　　第十一条　制定交通规范性文件的立项申请应包括以 下内容：　
　 （一） 交通规范性文件名称；　
　 （二） 发布机关；　
　 （三） 制定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　
　 （四） 制定的目的、依据和有关背景情况的说明；　
　 （五）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拟确定主要制度的说明；　
　 （六） 进度安排；　
　 （七） 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八） 主要起草单位和参加单位。　
　　第十二条 各单位法制工作机构对报送的立项申请进行汇总研究，统一把关，拟定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计划，报主管领导审批。　
　　以厅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报请省政府发布政府规章、其它规范性文件、提交省人大或其常委会发布地方性法规的草案计划，由厅法制机构把关，经厅长办公会议讨论批准后呈报。　
　　第十三条　立项申请经批准后，负责起草的单位应当将起草工作列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定任务、定人员、定进度，并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按时完成制定计划，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立项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确需调整的，重新履行申报程序。　
　　第十四条 确因工作需要，临时增加的制定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工作，由制定单位提出书面说明，报主管领导审批后，履行报请程序。　
第三章　起草　
　　第十五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原则上由提出立项申请的单位或部门负责起草。　
　　需与有关厅、局联合起草的，应同有关厅、局协调组织起草。　
　　第十六条　起草交通规范性文件应当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公民、法人及有关组织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第十七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内容应当完备、规范，一般应包括下列事项：　
　 （一） 制定的目的，依据和原则；　
　 （二） 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和主管机关；　
　 （三） 规定权利、义务及相关程序；　
　 （四） 法律责任；　
　 （五） 解释权属；　
　 （六） 生效日期及需要废止的文件。　
　　第十八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章、节、条、款、项、目。　
　　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条、款、项、目均应当另起一行错二字书写。　
交通规范性文件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　
　　第十九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条文引用、细化上位法律规范规定的规范行为和法律责任的，应在该条文中标明该上位法律规范的全称。　
　　第二十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内容原则上应与在其之前公布的同位次的规范性文件内容保持一致。新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作出不同规定的，应当在提交规范性文件草案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草案起草完毕后，应写出起草说明。说明的内容一般包括：制定的目的、依据、必要性、起草过程、主要分歧、协调情况、对主要条款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二十二条　以交通厅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需要上报省政府审查后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需要上报省政府的地方规章草案起草完毕后，由起草单位的负责人签署意见，需要会签的，由有关单位会签后径送厅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审查。　
第四章　 审查　
　　第二十三条　厅及厅直单位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对交通规范性文件草案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并可根据情况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召开协调会议或组织进行必要的调查：　
　 （一） 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　
　 （二） 是否与现行的交通法规、规章相衔接；　
　 （三） 有关分歧意见是否经过充分协调并解决；　
　 （四） 是否符合本规定的其它有关要求。　
　　第二十四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制工作机构可以退回起草单位或暂缓办理：　
　 （一）有不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的；　
　 （二）制定该规范性文件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　
　 （三）有关机构或部门对该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主要制度存在较大争议，起草单位未与有关机构或部门协商的。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交通规范性文件草案经交通厅办公室核稿后，报主管该规范性文件所涉及业务的厅领导审核。　
第五章 决定和公布　
　　第二十六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由发布单位领导集体审议决定。　
　　报请省政府或省人大发布规范性文件，由厅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　
　　第二十七条　审议交通规范性文件草案时，由法制工作机构作说明，也可以由起草单位作说明。　
　　第二十八条　对本部门有权决定并经审议决定通过的交通规范性文件，应及时在相关媒体上以公告形式予以公布。　
　　公布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应当载明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名称、序号、通过日期、实施日期、主管领导署名以及公布日期。　
　　第二十九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后施行，但是因特殊原因不立即施行将有碍正常管理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六章　修改和废止　
　　第三十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进行修改：　
　 （一）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扩充、删减或者变更内容必要的；　
　 （二）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修订或者废止，有配合修订的必要的；　
　 （三）同一事项规定于两个以上的规范性文件中，无分别存在的必要的；　
　 （四） 主管机关合并或者撤销的；　
　 （五） 管理职能发生变更的。　
　　第三十一条　修改交通规范性文件应按本规定的制定程序进行。　
　　第三十二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止：　
　 （一）主管机关合并或者撤销，该规范性文件无保留必要的；　
　 （二）规范的内容已被法律、法规、规章取代的；　
　 （三）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被废止，使该规范性文件失去合法性的；　
　 （四）根据社会发展，原规范的内容已无存在必要的。　
　　第三十三条　废止以交通厅名义发布的交通规范性文件，应由有关单位先行向厅法制工作机构提出废止建议，厅法制工作机构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提出废止建议，报厅长办公会议审定。　
第七章　解释　备案　监督　
　　第三十四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制定机关解释：　
　　（一）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规范性文件范围的。　
　　第三十五条　制定交通规范性文件的部门应对本部门制定的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负责。厅法制机构可以通过备案、调阅、检查、询问等方式对厅直单位制定的交通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认为交通规范性文件存在法律问题的，有权要求制定单位改正。　
　　第三十六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在正式发布后，起草单位应自发布之日起五日内将正式文本10份、起草说明2份送厅法制机构备案。　
　　备案报告应当注明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方式和时间；说明应当列明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理由和依据。　
　　报送交通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同时报送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电子文本。　
　　厅法制机构在十日内审查后，报省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第三十七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将上一年所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厅法制部门。　
　　 第三十八条　厅法制部门于每年第一季度对所属工作部门上一年度交通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组织检查。　
　　法制部门实施检查时，被检查机关应当按要求提供发文登记簿及规章、规范性文件文本，说明制定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理由和依据。　
　　第三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交通规范性文件违法、不当的，可以向法制部门提出审查申请。　
　　收到申请的各级交通法制部门无管辖权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制部门申请，或者在3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法制部门。　
第四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审查交通规范性文件的申请，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提供交通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及发文字号。　
　　第四十一条　法制部门应当自受理规章、规范性文件审查申请之日起60日内进行审查，作出处理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第四十二条　法制部门对所属工作部门、下级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一）是否超越权限；（二）是否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三）规定是否适当；（四）是否违背法定程序；（五）是否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确认和公布的若干规定》（吉政令第147号）规定的方式公布。　
　　　第四十三条　法制部门审查规范性文件发现问题的，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　　 （一）交通规范性文件超越权限，违反上位法的规定，规定不适当，或者违背法定程序的，由法制部门责令制定机关限期自行纠正，重新公布；逾期不纠正或者拒不纠正的，由有管辖权的政府法制部门决定撤销，并予以公布。（二）交通规范性文件未按规定方式公布的，由有管辖权的政府法制部门确认无效。（三）交通规范性文件内容与上位法规定基本重复，没有制定必要的，法制部门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废止。（四）交通规范性文件在制定技术上存在问题的，法制部门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意见，由制定机关自行处理。　
　　第四十四条　各单位法制部门应当于每年2月底前向本厅法制部门报告上一年规范性文件监督工作情况，并予以通报。　
　　第四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有下列行为的，由法制部门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必要时建议本级政府或者有关机关追究制定机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一）不报送或者不按时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的；（二）政府法制部门对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情况实施检查时，不提供相关资料，隐瞒真实情况，拒绝配合的；（三）对法制部门作出的审查处理决定拒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的。　
　　第四十六条　法制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有失职行为的，由有权机关追究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交通规范性文件违反法律或者相应的国家政策，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损害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依法给予警告、记过或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经责令改过而拒不悔改的，可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由交通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1994年7月16日交通厅印发的《吉林省交通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论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从邓玉娇案说起

李遥


摘要：民众性诉讼情绪是专业性质的民意，民意是政治的，诉讼情绪是法律的，在民众性诉讼情绪面前，邓玉娇案迅速落下法槌，完成了民众对司法的一次监督，本文，结合多个案例，提出了民众性诉讼情绪这一概念，论述了其特征、剖析了其价值，重点是其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和正确疏导。

关键词：民众性诉讼情绪 价值剖析 程序正义 立法 听证


Abstract: Mass lawsuit mood is a kind of special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is political ,lawsuit mood is legal, before the mass lawsuit mood, the case of Dong Yujiao is judged quickly, which finished another surveillance ,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a few cas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ass lawsuit mood, discussing its characters ,analyzing its value, emphasizing on its conflict with judicatory and right leading.

Keywords: Mass lawsuit mood Value analyzing Procedure justice Lawmaking Hearing of witness


　　从西安黄碟到孙志刚，从杜培武到刘涌，从佘祥林到三鹿奶粉，从罗彩霞到杭州飙车到邓玉娇-----，民众的热情与关注盛况空前，形成相当规模的群众性诉讼情绪，孙志刚案引发民间三博士上书、三鹿奶粉案专设民意调查网页、佘祥林案有220名群众联名上书、杭州飙车案与邓玉娇案引发官民对立-----，群体性的诉求与意愿汹涌而来，是真正的道义愤怒？还是民众对司法的怀疑？是在履行民意监督？还是在非理性的干扰司法？是无理的喧嚣还是由衷的呼吁？
　　但是，我们明白的是，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完全的独立、权力一直在有形无形的侵蚀着司法、在中国，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遭遇非难的永远是权利，人们长期的情绪积压，会借特定事件予以宣泄，面对巨大的民众情绪浪潮的冲击，司法恐难立住阵脚，那么，从侦查到公诉再到审判,是选择绝对地服从法律，还是顺应民众诉向？抑或是两者兼顾？顺应民众诉向与两者兼顾是否是对法律精神与司法独立的玷污？
我们还明白的是，是民众性诉讼情绪促成了对孙志刚涉案人员的从速查办、同样也是民众诉向促成了佘祥林冤案的产生，所以，民众性诉讼情绪的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并存。那么，司法与民众性诉讼情绪的PK，司法为什么难以独善其身？为什么会失去了权威？为什么表现的如此的不自信？

一、 民众性诉讼情绪的特征
　　社会心理学界对角色心理的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且至今有着强劲的课题生命。从诉讼法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司法，终究绕不开社会互动这一背景的，公众化的诉讼情绪带有诉讼社会化的严重倾向，是超越民意的一种略带专业化色彩的心里或心态。民意是个政治学上的概念，以嵌入政治生活为已任；诉讼情绪应属法学和司法领域，参与者有极强的专门角色心里，是和法理、情理与司法文明与道德形成参照与对抗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和司法权威进行互动，其隐性目的是彰显与诠注司法伦理。
　　诉讼情绪，作为概念之提出，有其人民性的一面，但以法律正义为其归属更为合适，更能说明其本质，此外，激情化与专业化、非理性心态甚至仇视心态也是其特征。激情是情感的强烈表现形式，往往发生在强烈刺激或突如其来的变化之后,人在激情的支配下，常能调动身心的巨大潜力，公众激情与诉讼的碰撞，难免具有迅猛、激烈、难以抑制之特点。专业化是一个动态的或历史的概念，与能力和胜任相关，诉讼情绪须具有专业化的一种心态，公意也好，民意也好，参与人员有部分的随波逐流者，诉讼情绪的响应者则在数量上应该少得多，在质量上则优秀的多，因为诉讼情绪面对的是国家公器，是法庭，是国家强制力，是庄严的判决，少了专业性的分析与预测是不能称其为诉讼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众诉向不是喧哗，不是叫嚣。虽然具有专业心态的一面，但是，毕竟是群体性的，主体的多样化，主体的价值观与知识面的层次性决定了诉讼情绪的非理性，前文提到过，诉讼情绪是民众长期的积怨，以特定的法律事件为突破口而形成的，本来仇视客体迥异，可能借此转而仇视司法。

二、 民众性诉讼情绪的价值剖析

　　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国民诉讼情绪在空间上的表达是非常广阔的，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何尝不是一种民众性的诉讼操作？但是，司法的独立性又决定了其不会和不应该受到法律之外的任何干扰，在法治还没有建成的我国，国民性司法情绪的客观存在在功能与发挥的作用上虽然有其狭碍的一面，但是，从社会监督的视角，其性能容不得低估，对于打压腐败与不公、还原法律事实、实现司法正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表现在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力、人情介入司法的剥离作用，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权力滥用的阻隔作用。我们呼吁司法独立，只是从司法不受权力干涉的单一层面和良好愿望出发，为此，我们在机制上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经几十年的实践,我们发现，一是法官手中根本无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二是自由裁量恰恰成了司法腐败滋生的温床，这二个结果都是对严肃的、代表国家公权司法的极大嘲讽。自由裁量权有“黑箱”一喻，道出个中原由。 如果司法在实践上不是太曲解民众的诉讼情绪，那么，司法权力的运作将是趋于公正的。诉讼情绪依托于媒体或网络，这二者有着强大传播、搜索、纠错、“扒皮”功能，身陷其中者很难善终，如交通部官员林嘉祥虽然经过法律程序予以无罪的肯定，可是也伴随着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司法之所以会失去群众与民心，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权力的干涉，二是人情的干扰，而民众性诉讼情绪从其本质来看，虽然矛头直指司法过程，但最终击中的还是案子本身背后的司法阴暗，它迫使诉讼细节公开、结果透明，而仅此一点，就推动司法趋向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继而渐近实体正义，这对“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我国现实起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与阻止作用。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序言中所说:“为了巩固我们伟大的复兴，我们现在的国王，是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履行他的权力。” 说这句话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征集民意？代表制度与代议制都是一定形式的民意集中方式，民众性诉讼情绪是非官方的民意的自发集中，是一定意义上的对理想法的呼唤，而表现的是对现实法的叛逆。法的原始功能和本质，是对无主利益的分配，对既得利益的保护， 如此说来，诉讼性诉讼情绪追求的是对个体诉讼权益失却的恢复。
　　中国的宪法原则之一是人民主权，但行政与司法的常态化却又无法实现人民对 “权”的拥抱，短短几年，多起个案中的民众性诉讼情绪的被高频率的激发，原因即在此，而民众性诉讼情绪相对于司法的胜利，成就了宪政价值，却也正是司法的悲哀，从反面给出了我们的司法还没有独立的惨酷的答案。

三、 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的关系

　　诉权的正当与严肃使诉讼情绪可能在瞬间被理直气壮的激活， 而司法的技术规范与价值判断又使得参与群体在参与过程中对自己所演的角色的多次重新审视与评价，对自己的主张和诉求与法律正义、司法精神进行一系列的对比，这种自己意识上的建构经历了一段心里上对司法的消解、过滤甚至消费过程。邱兴华案中，邱兴华连毙十人，行凶地是庙宇，然后是逃亡——追捕——捉拿归案——审判——枪决，一时大快天下，此间，有一个致命的细节——对邱兴华没有进行精神病鉴定，这在司法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群体性的舆论造就了一起对司法的恶性消费，对象是穷凶极恶的邱兴华和茫然的司法，但是，群体的感官得以满足，膨胀的诉讼情绪也随着一声枪响归于平静。邓玉娇案，妙龄少女，腐败官员，异性洗浴，律师哭泣，解除委托，证据破坏，网民声援，警察、律师、公众、法官、政府等多方的较量纷纷登场，迅之而来的是一审有罪判决。而搁浅的是强奸嫌疑、官方代表邓母宣布解除与律师的委托、邓玉娇的作为证据的内裤被清洗等诸多疑问，形成诉讼情绪质问司法、司法尽可能的还原法律事实与偿还个体权益的直线逻辑。
　　从某个角度，民众性诉讼情绪是司法实践层面上的一件外衣，是对司法伦理，尤其是人情世俗、公道是非、善恶优劣的一种主观性的不确定的评判。在评判的过程中，因为事实真相的不透明，必然有着对案情臆想的成份，但是，最起码的一点是民众的出发点在于良好愿望，在于对司法公正与人间正义的希冀，那么，这个过程就完成了一次社会性的民意监测，不得不承认，邓玉娇案，还有几年前的孙志刚案的迅速和公正解决（邓玉娇案用了一个月零六天，孙志刚案用时二个月），社会舆论所形成的民众性的诉讼情绪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诉讼情绪对司法的影响的合法性一直倍受质疑，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间的冲突也一直司法实践上的难以逾越的一个“雷区”。
　　从文中提到的几个案例来看，民意、媒体、网络等对案件的参与与监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间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法院与法官。但是，诉讼情绪所代表的社会共识与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却并非并行。我们承认，在激奋的舆论面前，法院与法官会屏蔽掉某些如权力干涉或人情干扰等不健康的因素，会平衡司法对抗中的强势和弱势，此为积级性的一面，但是，司法的独立性、严肃性被挑战、法律尊严被抽取、司法程序被扰乱，法条精义被曲解，这也成为司法无法言说的心痛。
　　随着人们对人权研究的深入，也随着人们对司法独立价值的重新考量，人们逐步认识到，表达自由不仅有被公民滥用的可能性，也有被他人利用的可能性。 民众性诉讼情绪与表达自由相比，非理性因素当然要多，但与民主爆炸相比，理性成分则占有优势，那么，在价值位阶上，有学者认为自由高于司法权力，因为其本质是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权利。 按照此逻辑，作为诉讼自由与民主的一部分的民众性诉讼情绪，是要高于司法独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9条的规定：既有利于维护司法独立审判，又不过度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显然，这是在对二者紧张关系的中和。

四、 民众性诉讼情绪之疏导

　　在我国当下，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平等与司法不公正是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激烈冲突的最大诱因，如何化解二者的对立，完成二者的平等对话是理论界和实践者的迫切任务。
　　谈到对二者关系的调合，应该先回归到法律的根源，即从立法上先消磨掉二者的不均等诉向。莱奥辛说过：“法治，就其经典的含义而言，必须切实保障法律的确定性，以使个人能够据此为其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做出长远规划，否则法治就不可能维系”。法律如何完成自己的确定性？法律在成为法律之前，是否考虑过人民的感觉？法治要给人民充分的表达权，法治体现的是以民为本，宪政标准下的立法应该充分反映民意，为此，立法听证从技术和程序上予以保证，而一个时代和民族对宪政精神的理解和参悟、法律制度与司法机制对宪政和法治的支撑，却不是仅是技术和程序所能解决的。国家专司立法，法为国家公器运作的依据，立法之初，剥除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动机，汲取民生、民本、民主思想；立法之中，立法机构或立法者不能有超然于人民之上的感觉；所立之法应被人民信仰。我国现行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宪法第126条、第35、第41条对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紧张关系的处理作了原则上的规定，但其具体范围的界定却通过授权性规范，这种作法在国际社会较为独特。从立宪技术上不能不说存有一定缺撼。
　　在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实践的细节和过程是排除民众性诉讼情绪的，但是，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却以一种近似完美的程序实现了法律对民主、民众诉向的趋同与回归。因为从本质上说，“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历来被看成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 但是，辛普森案也好，米兰达案也好，我们在感慨他们程序美好的同时，难道对这种程序害及实体正义的机制真的就由衷的赞美？可见，英美法律体系不能完整地解决这种困境，我们试着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此制度从产生之日起就历经修正，可是，其设立初衷与实践结果仍然大相迥庭，是什么在捣鬼？笔者以为，人民陪审员的核心在“人民”二字，而人民陪审员产生的第一步就大错特错，官方或法院院长荐举，人大常委会任命，这与“人民” 已相去千里，完全的失去群众基础，所以，流于形式、陪而不审的现象使人民陪审员制度遭遇垢病多，赞誉少。为此，笔者设计了案件听证制度。这个案件听证团要12到15名与案件无关的人员组成，成员从来源上不单是法院内部人员组成，而是由高级知识分子、达到一定行政职务的官员和具有崇高威望的社会活动家等人员组成。听证成员不再是院长的提名和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也不是随意选定（在美国，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类似程序进行挑选），社会选举的成员也要占一定的比例。和英美的陪审团一样的是，也是在庭审过程中进行听证，听证团成员在听审时无任何发言权，只是要认真听审和用心感受，并在听审后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对案件有所定夺，且这种定夺在法官最后决断时必须占一定比例地参考和影响，以实现司法与民众诉向、诉讼情绪的靠拢与中和。
　　联系到法官断案实际与个案正义，在我国当下，司法诉讼的实践环节所运用的法律方法还有待补充，因为，法律方法自近代大体经历近乎机械适用的设计到允许法官解释法律，再到法律论证的演变，反映的是法律适用理论与实践不断提升的过程， 可是，多年以来，我们有法官释明环节一直不成体系，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所谓针对老百姓的法律解释机制。从社会学角色理论上说，是因为司法情景系统的紊乱或者说是法官在司法实践时所处的角色环境的影响，使得依托于西方法治实践及其司法经验并为中国法律人所广泛接受的法官角色，一到中国，便或多或少发生了“走样”和“位移”。 所以，法庭之上的法官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出现，这便与民众隔开了一大段距离，长期以来，造成民众对法官与司法的信任，推及到对法律的信仰便大大折扣。那么，精细司法过程的重要一步是加强与完善法官释法环节，把释疑与解惑的工作做好，是实现有效与民沟通的重要前提。因为释明权制度能实现法官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相互借鉴，这在司法审判实践的合理内核上又加了一层司法取信于民的诚信价值。
　　一直以来，我国宪法实践着监督的使命，相对于宪法司法，这是宪法功能的弱化，所以有学者说我们的宪法很好，只是睡着了。 那么，“醒着“的宪法是什么样子？宪法的应然功能是什么？在美国，所有案件最终判决最终能落实到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原则，在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第一案即齐玉苓案件也被认为是公正合理的。 所以，宪法性裁判应该作为一个制度予以真正的确立。人民主权原则的阐述阵地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如果非要由一个第三者的参与来对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做一裁判的话，在中国，这个任务只能由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来行使。理想的审理机构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间代表组成的听证团、法官等三方进行，把民众性诉讼情绪消化在法庭之上，而不是法庭之外，这样的判决从价值上就或多或少保证了从法律条文、法律精神与司法论理的双赢司面。
　　在中国当代语境之下，民主与宪政都是现代政制的基础。然而，民主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秩序，宪政强调对政府(国家权力 )的限制和防范，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而不是结果，以此为基础才有民生和民本，如果把民主看成是一片大好光景的话，那法治只是大好光景里的一棵树或一片云，而法治则要借助司法实现民众心中的美好愿望，实现民主与法律精神之间心领神会的默契。民主责问的是权力如何产生，法治责问的是权力如何运用、符合民意的权力生成和运用是对利益的最佳处置与分配，民众性诉讼情绪挑剔的是一切形式的民主与法治、追究的是个体诉讼利益的去向与归宿，所以，借用一定程度的宪政理念的培育和民主建设对民众性诉讼情绪加以疏导、实现诉讼情绪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才是治本之策。

结语：

　　经过建国六十年，开放三十年，中国依然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子，传统中国的法律是以道义和情理为基，对于其关系，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