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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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中国政府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签订日期1993年2月13日 生效日期1993年2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国家需要与可能积极促进双边贸易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征收进出口商品关税和其他税费以及办理海关管理的规章手续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此规定不适用于:
  1.缔约双方为便利边境贸易已给予或将给予邻国的优惠;
  2.缔约一方已给予或将给予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地区性经济联合组织成员国的优惠。

  第三条 两国之间的贸易,应按本协定的规定和各自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由中国对外贸易公司和其他有外贸经营权的经济实体同阿尔巴尼亚有外贸经营权的法人签订合同进行。

  第四条 对外贸易合同的商品价格应参照主要国际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商定。

  第五条 对外贸易合同所产生的支付,将根据本协定缔约双方各自国家的外汇法规,以合同双方商定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办理。关于办理支付的技术问题,由两国有关银行商定。

  第六条 本协定的规定并不排除合同双方根据各自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开展易货贸易等各种形式的贸易。

  第七条 为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缔约双方将相互为对方在本国举办贸易博览会、展览会提供协助,并促进贸易团组的互访。

  第八条 两国对外贸易主管部门的代表每年轮流在北京和地拉那会晤一次,就两国贸易问题交换意见。

  第九条 本协定自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三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以照会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三日在北京签订,正本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阿尔巴尼亚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谷永江             纳斯卡·阿菲佐里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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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12345系统运行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12345系统运行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

榕政办〔2007〕11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直各有关单位:
《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12345系统运行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七年七月四日
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12345系统
运行管理暂行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了规范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12345系统运行管理,增强系统的为民服务功能,提高工作效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12345系统(以下简称12345系统)是为及时解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反映的日常生活、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依托“中国福州”门户网站(www.fuzhou.gov.cn)构筑的一个覆盖全市范围的公共服务技术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短信、上网等多种方式反映各类诉求件,由市、县(市)区信访局、鼓楼数据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分类处理、批转各级相关单位限期办理,办理结果在互联网上公布。
第三条 对于反映以下内容的诉求件,12345系统不予受理:
(一)违反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
(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三)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四)公开侮辱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恶意攻击他人的;
(五)所反映问题非本市管辖范围的;
(六)所反映问题已进入司法诉讼、行政复议、仲裁程序事项的;
(七)所反映问题涉及的办理部门和单位尚未加入12345系统的;
(八)所反映问题属于紧急救助的(对于此类问题,服务中心应请诉求人及时向110、122等专门紧急救助系统求助);
(九)不属于行政管理职能范畴的。
第四条 除第三条规定的诉求件之外,其余所有的诉求件,由市信访局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诉求件通过互联网批转到市直相关单位限期办理答复,或批转到县(市)区信访局,由县(市)区信访局再转批到县(市)区直相关单位限期办理答复。市、县(市)区信访局应指定专人每个工作日上网查阅诉求件,并将诉求件分为内部批转办理和网上公开办理两个类别进行处理。
第五条 对于通过电话、传真、短信等非上网形式反映的诉求件,服务中心应逐一如实登记,形成相应的电子文档,并于当日通过12345系统将诉求件转到市信访局,由市信访局按第四条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条 内部批转办理的诉求件及其办理方式:
(一)对于反映党员和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的,以内部批转的形式转由市、县(市)区纪委(监察局)依据有关规定办理;
(二)对于反映机关干部效能问题的,以内部批转的形式转由市、县(市)区效能办办理;
(三)对于反映问题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的,以及市、县(市)区信访局认为应该通过内部批转办理的其他问题,市、县(市)区信访局应根据诉求件的性质,以内部批转的形式转由相关部门办理;
(四)诉求人选择不公开办理其反映的诉求件。
对于转入内部批转办理的诉求件,服务中心必须及时按照原收件渠道将“您所反映的问题已转由××单位内部办理”的信息告知诉求人。
第七条 除第六条规定的内部批转办理的诉求件外,其余的诉求件都应在网上公开办理。
对网上公开办理的诉求件,涉及市直相关单位的,市信访局应在1个工作日内批转到市直相关单位办理;涉及县(市)区直相关单位的诉求件,市信访局应在1个工作日内批转到县(市)区信访局,县(市)区信访局应在1个工作日内批转到县(市)区直相关单位办理。
第八条 对网上公开办理的诉求件,各承办单位应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各承办单位必须指定专人每个工作日上网查阅诉求件,并上报相关分管领导批办,查阅、呈报诉求件的时间不得超过2个工作日。
(二)各承办单位接到诉求件后,必须认真及时办理,并在1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含查阅诉求件时间)。对要求解决的问题比较复杂的,答复时应具体说明办理情况、存在问题以及今后解决问题的措施或建议。各承办单位对于诉求件的办理结果,须报本单位分管领导批准后方能反馈。
(三)收到的诉求件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该单位应在2个工作日内告知同级信访局,并说明理由,同时提出由哪个单位办理的建议。同级信访局审核后认为,理由充分、确需撤回的,则撤回并重新批转有关单位办理;理由不充分、不应撤回的,则仍由该单位办理,该单位不得再退回。
县(市)区信访局若认为收到的诉求件不属于本辖区受理范围的,应在1个工作日内申请将诉求件退回市信访局,同时提出由哪个单位办理的建议。市信访局若在1个工作日内没有接受退回,则表示该诉求件仍由该县(市)区负责办理。
(四)各承办单位办理结果反馈到同级信访局后,由同级信访局指定专人在2个工作日内对答复进行审核。对于答复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退回相关单位重新办理,重新办理时间不得超过3个工作日。在重新办理的3个工作日内,答复内容仍不符合审核要求的,视为“逾期办理”。
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面广的重大或敏感诉求件以及市信访局认为必须由市里把关审核的诉求件,市信访局拥有办理结果最终审核权。此类诉求件的办理结果直接反馈到市信访局,由市信访局负责最终审核。
(五)对于已依法办理并及时答复,但群众不理解而反复投诉的,各相关承办单位仍应耐心给予答复。对同一个人反映的同一问题办理单位已及时答复超过三次的,市信访局可不再批转。
(六)对于反映单个问题且涉及若干个单位的诉求件,由市、县(市)区信访局指定一家单位牵头负责办理,同时指定协办单位协助办理。各承办单位必须增强责任意识,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加强沟通、配合,切实解决问题。
(七)对于反映多个问题且涉及若干个单位的诉求件,由市信访局同时批转县(市)区信访局(由县<市>区信访局再批转县<市>区相关单位办理)及市直相关单位限期办理。各承办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职责,办理涉及本单位的问题,并及时反馈办理结果。
(八)需要市委、市政府或县(市)区委、县(市)区政府协调解决的疑难诉求件,由市、县(市)区信访局综合汇总后,主送市委、市政府或县(市)区委、县(市)区政府办公厅(室)分管领导协调解决,同时抄送市委、市政府或县(市)区委、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
第九条 所有诉求件办理结果须经信访局审核通过后方可反馈诉求人。其中,下列二种诉求件的办理结果不在12345系统的网页上公开答复,由服务中心通过原收件渠道反馈给诉求人。
(一)转为内部批转办理的;
(二)诉求人选择可以公开本人的诉求件及答复,但承办单位建议不公开答复,且经市、县(市)区信访局审核、确属不宜公开的。
除上述二种情况外,其余诉求件办理结果都要在网上公开答复,服务中心还应通过原收件渠道将办理结果反馈诉求人。
第十条 建立12345系统运行工作责任制度。全市各级各部门应确定具体的分管领导及经办人员专门负责诉求件办理工作。各单位分管领导及经办人员应切实负起责任,按照每个环节的办理时限及质量要求,认真做好12345系统诉求件的办理工作。若分管领导或经办人员发生变动,属于市直单位的,应及时将名单报送市效能办、市信访局、市政务信息中心;属于县(市)区直单位的,应及时将名单报送县(市)区效能办、信访局,同时抄送市效能办、市信访局、市政务信息中心。因工作责任制不落实,导致工作任务没有完成的,将追究相关单位主要领导的效能责任。
第十一条 市效能办对全市范围内12345系统受理、批转、办理、答复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并定期通报全市诉求件受理办理情况。县(市)区效能办对本辖区范围内12345系统受理、批转、办理、答复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并定期通报本辖区诉求件受理办理情况。同时,按照以下规定追究相应单位的效能责任:
(一)违反本暂行办法规定,承办单位未在2个工作日内查阅市、县(市)区信访局批转诉求件的,由市、县(市)区效能办进行通报,月累计3次未及时查阅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效能告诫。
(二)违反本暂行办法规定,因人为原因导致“逾期办理”或“过期未处理”的,市、县(市)区效能办对承办单位进行通报,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效能告诫。对若干个部门联合办理的诉求件,市、县(市)区信访局指定的牵头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办理,导致“逾期办理”或“过期未处理”的,市、县(市)区效能办对牵头单位进行通报,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效能告诫。
(三)对于未及时查阅、办理诉求件的单位,市、县(市)区效能办按照《福州市机关工作人员效能告诫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累进逐级追究责任单位相关领导的效能责任。
第十二条 对于诉求件查阅及时、办理认真妥当、答复及时规范、群众满意度及评论较好的单位和经办人员,将进行年度通报表扬,并由市、县(市)区政府给予适当的奖励。
第十三条 本暂行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从委托与委派的不同性质分析典型贪污 特殊贪污及职务侵占中主体身份在客观要件上的不同点
                    
                     张生贵
  
    某地境内影响一时的交化公司班子成员集体贪污、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可以说是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经过近一年的审理仍未最终定案,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结后有三人上诉,二审发还重审后, 全案五被告均提出了上诉,接受本案第五被告人王某家人的委托, 我担任了王某的辩护人参加了庭审,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虽被重审采纳,但在本案定性方面还有可谈之处。
缺憾之 一、控辩双方对罪名确定不谋而合,审判法庭重审时改变定性。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是依据第271条职务侵占罪提起指控的,案件由来及事实的认定各方均没有异议。涉案五被告人系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的董事长、经理、副经理、会计、 监事长、现金,也是公司的班子集体。自98年3 月份至2000年8月份, 利用职务之便利采取私设小金库及“小进大出”的手段将公司法人资产从单位小金库支出,并以奖金方式平均分取,累计28万元,人均取利5.7万元。
  罪案发源于职工举报,纪委查办, 查清后移交检察部门,虽说是涉案标的不大, 但案件的发生使班子集体成员无一漏网,就感到影响不小。情节虽简单,但紧接着涉及到的定性定罪又使得当地司法界,包括检、 法及律师各有不同的判断认识,到后来的审判中也真是出现了“控而不判,判而无控”“一审落判,重审改裁”的现象。
 公诉方以职务侵占罪为指控,理由是从该公司的性质上看,公司经过九四年的改制,国有参股(34%)、 职工入股(60%)组成,是特殊时期组成的股份合作制公司, 而改制方案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复中明确“国有股”是以固定资产折旧注入,逐年计取资产占用费,不收股利, 十年后全部资产撤出。自九四年改制后至二000年年末,公司均按方案如数缴纳资产占用费,案发时做为国有股体现的固定资产完好无损, 五被告只是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小金库资金以奖金方式集体均分,因而控告方按职务侵占罪提出公诉。
 案件在第一次初审后,按照“职务侵占罪”下判, 五被告中有三人以量刑较重为由提出上诉,二审审查后认为没有查清主体身份而发还重审,案件焦点再次转移到被告人主体身份方面,原因是在公司改制的一九九四年, 其主管部门--商业局给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一被告人)及监事长(第五被告人)出具过一份“委托书”,委托代管公司内的国有资产部分。重审时控方仍旧依据《刑法》第271条确定罪名, 再次按职务侵占提起公诉,做为本案被告的各辩方, 根据全案事实也以控方定性正确,有部分辩方附以主、从犯认定有异议做二层辩护,另三位辩护人以量刑情节及有自首行为为由做从轻辩护。 第二次庭审之后法院以集体“贪污罪”改变了定性,提高了刑期,加重了处罚,五被告及其辩护人均提出上诉。
 缺憾之二、“贪污”“侵占”似是而非,细辩案情确认定性。
  按照《刑法》规定各罪的成罪要件,辩护人依然坚持职务侵占罪的定性较为准确。我国《刑法》 把“贪污”与“侵占”分别列入不同的侵害客体类罪,就“贪污”而言又有“典型的贪污罪”与“特殊转化的贪污罪”,《刑法》第382条是典型的贪污罪,从主体构成、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成罪客体四方面均有清晰明了的规定,而该案应当说主要针对难点在于是否是“特殊类型的转化型贪污”,近因依据是《刑法》第271条二款的规定。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及法无明文不定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的审判实践, 确认罪名应追求准确无误,排除似是而非, 该案中主要是看五被告是不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特殊主体,具体可见,涉案中公司的性质是“国有参股”,并不是“国有独资公司”, 被告人虽有国家机关“委托”, 但被告主体身份也并非是被委托到非国有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
缺憾之三、“委托”“委派”性质不一,“国资”“法资”应有区别 
  《刑法》条文表明: “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是特殊贪污罪的构成主体。《刑法》第271条二款取用“委派”、“从事公务”, 并未包含“委托”行为, 而《刑法》第382条二款则采用“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由此可见《刑法》条文对“委托”、“委派”的含义和性质是有不同区分的,“委托”主要针对的是“国有财物” 重在客体指向,以保护国有财物和被委托主体的廉洁为要,受委派者与委派者之间有行政隶属关系,受委派人按照委派者指示行事,是履行职务行为。而委托者与受委托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受托人按委托人指示活动,是民事活动中的授权行为,两者的相同点:都以本人名义从事活动,活动结果由本人承担,但不同点在于责任后果及客观行为有完全不一的性质。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第十条、第十四条对公司人员侵占公司财物罪做过明确规定, 而本案中被占资产并不是“国有”资产,客体对象方面与典型贪污罪不尽相同。 也曾有不少的刑法学理论教材中把“国有财物”含在“法人财物”内容中,不作区分。但最高院2000年2月16 日“关于对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国有资金的行为如何定性”以及2001年5月23日“关于在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该两个批复意见从成罪要件的主体、客体两方面加以明确,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把“国有财物”、“法人财物”、“委托”、“委派”、“国有参股主体”做了具体规定,对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有法人代表被继续任命到改制后的国有独资公司中任职的,也做过纪要性说明。具体到本案, 被告虽有被委托的事实,但国有财物未受到侵害, 从刑法保护的特殊客体看不具备贪污罪的构成要件,笔者倾向应定为职务侵占罪。
            作者单位:内蒙古上京律师事务所
缺憾之四:法律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力度还需强化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上诉人行使上诉权的内容,同时还专门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作出了规定,即“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做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更应当绝对保护公民的上诉权。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仅规定了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没有规定保护上诉权的具体方法,内容不够全面具体,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正确全面理解立法本意的基础之上,结合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通过《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上诉权的保护问题,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对上诉不加刑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仅就上诉不加刑问题作出了一般原则性规定,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至二百五十八条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既不能加重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能加重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我国的第二审程序实行全案审理原则,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只要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全案进行审理,即针对一审裁判中有关未提出上诉的其他被告人的裁判内容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存在错误也要进行审查,结果是使得一审裁判对于其他被告人作出的判决结果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并有可能发生改判,根据上诉不加刑的二审原则,对于提出上诉的被告人不能加重刑罚,如果允许对于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则势必造成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二审中不会被加重刑罚,其他同案被告人却由于他人提出上诉而可能在二审中被加重刑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实行两审终审制,第二审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或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被告人不能再提出上诉,如果对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则实际上剥夺了这部分被告人的上诉权,有悖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是针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被告人作出的,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仅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则二审法院仅可以对被抗诉的被告人加重刑罚,不论其是否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均不得加重其刑罚。否则就会剥夺这部分被告人的上诉权。解释采纳的是这种意见。
缺憾之五:上诉不加刑的含义与二审改变罪名不应当发生互不相干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可以改变罪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根本含义,就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只能维持原判刑罚,或者对上诉人改判轻于原判的刑罚,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对上诉人改判重于原判的刑罚,包括通过改变罪名的方式对上诉人加重刑罚,如果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认定罪名确有错误,只能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前提下,对上诉人改判其他罪名,如果改判罪名会必然导致对上诉人加重刑罚,则不能作出这样的改判。关于在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下对一审适用刑罚错误的纠正,《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
由于由于上诉不加刑原则不适用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即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可以对上诉人判处重于原判刑罚的刑罚。因此,对于一审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依法应当加以纠正的,在过去的刑事审判实践中,有些第二审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原审人民法院纠正原判决适用刑罚上的错误,对上诉人判处适当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这种作法虽然可以纠正原判在适用刑罚上的错误,但其本身是极为错误的,不仅变相地违背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同时还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新审判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第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条件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其中并不包括一审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情形,因此,只有在原判决具备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时,第二审人民法院才能够裁定撤销第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如果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即使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也不得撤销原判,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更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借口,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以达到改判加刑的目的。
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必须依法改判的案件,能否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理论界对此认定不一,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处刑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如果允许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对上诉人改判重于原判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实际上也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违背,同立法时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本意相抵触,同时,由于第二审法院因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作出的不对上诉人加重刑罚的裁判是符合程序法规定的,是正确的裁判,因此没有理由对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并予以纠正,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有失偏颇,首先,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必须依法予以改判的案件,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对上诉人改判适当的、重于原判的刑罚,或依法适用附加刑,并不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仅是禁止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加重上诉人的刑罚,而不能禁止通过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的错误进行纠正,其次,第二审法院因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作出的不对上诉人加重刑罚的裁判虽然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但由于原判决适用刑罚确有错误的,因此二审维持原判刑罚的裁判在适用刑罚上也是确有错误的,因此对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并予以纠正,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对于上述问题刑事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最终结果都是加重刑罚,就不如保留实践中原有的作法,既便于操作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即不能考虑操作简单也不能考虑诉讼经济,而必须从严肃执法的角度出发,既重实体程序上适用刑罚的正确无误,同时又重视审判程序的合法,可以说《解释》的上述规定对于规范审判程序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