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诉讼时效是一个既关乎实体又关乎程序的问题。传统观点普遍认为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主要在于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保护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唤醒权利上的睡眠者，使权利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在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上，由于我国法律缺乏明确规定，造成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立法现状和学者观点的考察，尝试着对诉讼时效适用对象进行梳理探究。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与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紧密相联，制度价值制约着适用对象，适用对象体现着制度价值。本文将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与适用对象作统一研究，拟实现时效制度的价值回归和时效适用对象的明确合理。

　　
　　一、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

　　（一）诉讼时效制度价值通说

　　1、稳定社会法律秩序，维护交易安全

　　一定的事实状态，如果长期持续存在，必然以此事实状态为基础发生种种法律关系，而对于第三人来说，也已经信赖这种状态。时过多年之后若允许原权利人主张权利，将推翻此长期持续存在的事实状态，势必一并推翻多年以来基于此事实状态而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使第三人蒙受意想不到的损失，必将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实行诉讼时效制度，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交易安全。

　　2、作为证据代用，方便案件审理

　　一种事实状态长期持续存在，可能导致证据灭失，证人死亡，事实真相很难证明。实行时效制度，凡时效期间届满，即认为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或胜诉权利，这是以时效作为证据的代用，可以避免当事人举证及法庭调查证据的困难。

　　3、惩罚权利上的睡眠者，促使当事人行使权利

　　诉讼时效的原因和宗旨，是使人不再去纠缠陈年旧账，有些事实可能已经年代久远，一方已长期缄口不提，而今一方却以此类事实为依据向对方主张权利，这是民事交往难以容忍的。实行时效制度，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其重要作用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其权利。“既然权利人可以随时行使权利，却长期怠于行使，那么丧失权利也是不得已的。”

　　（二）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学者争鸣

　　对于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国内外的学者观点并不统一。《德国民法典》对各国民法具有重大影响，其《立法理由书》在解释诉讼时效制度时认为，维护交易秩序、避免举证困难、给义务人一种保护是诉讼时效的价值。日本有保护义务人说、保护权利人说、多元说。台湾地区有以李宜琛为代表的一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以史尚宽、郑玉波为代表的二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在于维护现有秩序和避免举证困难；以刘得宽、黄立为代表的三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为维护交易安全、避免举证困难和权利睡眠者不值保护；以王泽鉴为代表的四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为保护债务人、维护交易安全、权利睡眠者不值保护和方便司法办案。在我国大陆地区，有以佟柔、梁慧星、王利明、等为代表的三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目的是维护秩序稳定、证据代用、督促行权；也有以马俊驹、余延满为代表的四目的说，认为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弥补权利缺陷、督促行权和证据代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对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通说提出了质疑，而且这些质疑很具合理性。比较有影响的有日本的山本敬三、中国大陆的柳经纬的观点。山本敬三认为，“将谋求社会法律关系的稳定作为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理由并不充分，一方面，诉讼时效制度中并不要求有以该事实为基础的新的生活关系的建立，即新的生活关系是否建立并不是时效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在诉讼时效制度下，第三人的领带也不是构成要件，即使没有第三人，时效也被认可。”中国政法大学柳经纬教授认为，作为证据代用、方便案件审理并非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其理由是，“所谓案件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导致查证困难，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它可能符合某些案件的实际情况，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因年代久远而证据灭失，即使证据灭失，也并非都无法查明事实。在诸多适用消灭时效短期消灭时效的案件中，年代并非久远，也并非事实不清、法律关系不能确定。”

　　（三）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笔者观点

　　每一项制度的功能与其价值之间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制度的价值指导着制度的功能，制度的功能实现着制度的价值。在诉讼时效制度中，体现着多种价值的并存和冲突：体现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和社会利益的价值——效益安全价值与体现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和个人利益价值——公平正义价值的冲突；基于请求权人对义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形成的旧秩序和权利人因长时间怠于行使权利而形成的权利处于休眠状态的新秩序之间的冲突。

　　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一般诉讼时效只有短短两年的现状来看，我们诉讼时效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通过对债权人惩罚性后果的规定，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迅速实现债的目的，从而加快经济流转，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讲的效益价值和对新秩序的倾向性维护。但是这样的规定和取向是不是会导致民法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严重削弱和让位？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诉讼时效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制度，基于自身的功能，在设计时可以稍微偏向效益价值，但是悖于民法的公平正义价值是万万不可的，在法律层面，位阶上公平正义价值是高于效率安全价值的。李开国教授针对我国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曾说道：如果你曾在法庭上见到权利人力求证明曾向义务人行使过请求权的着急的模样和义务人一一否认的无赖嘴脸，权利人败诉时的愤慨和义务人胜诉时的洋洋自得，你就会深深地感到这个太短的普通诉讼时效正在践踏着市民神圣的私权，正在蹂躏着人间的正义，正在强奸着对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最可宝贵的诚信。

　　所以，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行诉讼时效制度所体现的效益价值高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的状况存在价值偏向，不符合逻辑、伦理和和谐社会的要求。纠正价值错位，以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引领效益价值才符合民法的定位和功能。申论之，法律中价值冲突是必然，但是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对价值冲突后的取向发生了偏差，应当将其调整到更偏向于两项基本民法价值的方向上，即延长一般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梁慧星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一百九十八条:“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笔者认为，诉讼时效的真正价值在于私权保护和公平正义，是对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唤醒，而不在于严格限制和严厉惩罚，三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仍然较短，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考虑延长。

　　二、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我国规定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又称为诉讼时效的客体，指的是诉讼时效制度所适用的权利类型。从我国立法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制定民法典，虽然最终都没有制定出来，但是诉讼时效这项制度在这三次立法草案中都做了基本相似的规定，而且前几次草案当中都规定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况。例如，1982年民法草案专门在第547条规定：“请求返还被非常侵占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权利，不受时效的限制。姓名、名誉、肖像、著作、发现、发明等人身权利受到分割的时候，请求保护的权利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个规定是对人身以及知识产权这些绝对权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其字面意思来看，“法律另有规定的”是诉讼时效长于或短于两年或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况。对于诉讼时效长于或短于两年的，《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等都有特殊情形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里规定了若干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

　 但是我国法律还是回避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适用于原权的请求权还是救济权的请求权？债权请求权适用于诉讼时效，但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物上请求权适不适用诉讼时效呢？在实践中，法院无非作出两种选择和解释。例如东北某地发生过一个要求排除妨害的案例，基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不适用诉讼时效，案件经过二审和再审，最终法院判定适用诉讼时效。可见，如果不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在法律当中明确规定，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困扰，损害法律的公信力。

　　三、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域外考察

　　《德国民法典》规定：“要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德国一般学者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而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债权性请求权，也包括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但是，有些权利则不适用，例如：基于亲属关系而发生的请求权；解除共有关系的请求权；要求在土地上进行登记的请求权及更正登记请求权；相邻关系请求权；继承人要求分割遗产的请求权；人格权、支配权、管理权和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但为回复与这些权利相关的状态而服务的独立的返还、排除侵害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78条则是这样规定的,“保护权利遭受侵犯的人诉讼权利的一般期限为三年。”这些国家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诉权，采用的是诉讼时效经过后的请求权消灭主义。

　　《日本民法典》第167条规定：“债权因10年不行使而消灭。债权或者所有权以外的请求权，因20年不行使而消灭。”日本学者的通说解释认为，除所有权、担保物权及相邻权以外的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瑞士债务法》第127条规定：“若联邦民法没有其他规定的，凡已满十年的，债权已届时效期间。”这些国家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实体权利，采用的是诉讼时效经过后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

　　四、明确我国诉讼时效适用对象的思考

　　以权利的作用和功能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划分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以权利的内容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划分为财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成员权。通过各种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采用诉讼时效经过后的请求权消灭主义更加符合民法理论和我国的社会现状，下面对各种性质的权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进行深入分析，以明确我国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
浅谈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简 今 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是新时期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批准和决定逮捕、提起公诉、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以及诉讼监督等重要职责，应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主题，充分履行职能，把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作为各项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正确、妥善地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民主是法治的追求，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法治的顺利实现，离不开各方面的监督，特别是法律监督，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检察机关就必须通过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来维护民主法治建设顺利进行。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的制定都必须依靠民主程序进行，司法、执法又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是，任何国家的法律之间、司法、执法之间都存在矛盾，不出现矛盾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可能存在的矛盾，利用何种方法去转化消除矛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与依法治国是保障国家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本身的职能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密切相关。首先应以民主法治观念强化队伍素质，通过“三有一好”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等教育活动，提高队伍的整体思想水平，通过教育培训、开展岗位练兵、业务竞赛等活动，多途径、高效果地提高队伍的执法水平，全面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其次通过侦查监督、诉讼监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严；通过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促进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使依法治国方略得到落实，还要通过发检察建议、作出司法解释等非法律手段，促进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通过进行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所以，检察机关的每一项职权，都应围绕民主与法制建设来开展。要认真全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项检察工作，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
二、加大诉讼监督的纵深力度，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是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关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腐败和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是典型的社会不公平，是正义和邪恶的颠倒。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毒化社会风气，妨碍经济发展，诱发不稳定因素，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极大危害。因此，检察机关一方面要强化诉讼监督工作力度，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执法、司法不公作为打击重点，紧紧围绕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四项刑事诉讼监督，坚决纠正有案不立、漏捕漏诉、以罚代刑、量刑畸重畸轻、违法减刑假释等明显不公的案件，不断拓宽监督领域，更加注重监督效果，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在监督过程中，要追根求源，严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问题，对于涉嫌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司法人员要严厉查处。对于判决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案件要依法提起抗诉，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正确的判决，要耐心做好服判息诉工作，维护司法权威。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能作用，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严肃查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案件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犯罪案件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让侵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者得到惩处，让正义得到伸张。在加大查办案件力度的同时，注重预防，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研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建立长效的教育、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体系，实现在社会各阶层消除特权，平等共享社会利益。通过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要让人民看到客观公正的过程，得到体现公平正义的结果。检察机关要成为维护司法公正的坚强防线，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三、正确处理化解矛盾，着力维护社会稳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过程，又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从而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康、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刑事司法系统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也即是保障社会生活的和谐。有效打击犯罪，及时遏制犯罪，努力改造罪犯，尽量减少社会中不良人群的数量，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整个刑事司法系统乃至全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是检察机关的重要任务。检察机关要从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的高度出发，对于破坏社会秩序的一切犯罪要从严从快打击，坚持“严打”方针，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盗窃、抢夺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和毒品犯罪，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要严惩生产销售伪劣商品、金融诈骗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秩序。同时要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各类违法犯罪的发生。检察机关要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来信来访，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心实意地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妥善地化解矛盾、排除纠纷，让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得到解决，确保不出现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努力维护发展稳定大局。
四、严格依法办案，以司法诚信树立良好的法治形象。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也是检察机关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作用中具体体现，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诚信是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检察机关运用法律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职能的履行对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等产生影响，更应以诚信为立身之本，以司法诚信带动整个社会诚实信用准则的确立，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在办案中，坚持实事求是，对于证据的收集采信，要客观真实，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绝不能搞刑讯逼供、打击报复，既要收集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既要查明对被告人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又要落实兑现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政策规定。坚持文明办案，以人为本，要做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结合，维护法律尊严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要把案件质量视为案件的生命，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律的权威，树立司法机关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
和谐是社会发展的至高境界，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整个社会的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性，要求我们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搞好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分工合作，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立足本身职能，找准自身位置，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整个社会的和谐运行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