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生命与伦理价值的冲突，如何坚守生命的尊严成为学术界共回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安乐死的出现是新的宪法问题，需要从宪法视角进行分析，并确定其严格的宪法界限。
　　【关键词】安乐死；尊严；科学技术；自由

　　【正文】

　　2010年2月，荷兰有一个名叫“超出自由欲望”的组织提出：所有年龄超过70岁的荷兰人，如果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担心未来生活可能影响生活质量，他们都有权安乐死，通过寻求职业帮助来结束生命。为了促使合法化，该组织寻求了大量的签名来支持这项动议，以期改变荷兰现行立法。荷兰许多著名人士也支持这项动议，这里面包括荷兰政府的一些前任部长、艺术家、法学家和医生。对此，荷兰议会提出立法草案，让社会民众自由讨论。这一问题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讨论中，人们陷入了生命权理念与伦理的冲突之中，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现代宪法的基本立场与精神。这一问题给宪法学提出了严肃的话题：面对安乐死范围的扩大，以生命权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宪政体制将如何应对？安乐死背后存在哪些宪法价值与事实？如该法案顺利通过，会对整个安乐死立法与观念，特别是对生命权的价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安乐死的概念与演变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1]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一般理解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学者们根据安乐死的不同特点，把安乐死分为不同类型，如主动与被动安乐死、通常与非常安乐死、有意与无意安乐死、自愿与非自愿安乐死。[2]在安乐死的分类中，最常见的分类是自愿安乐死（voluntary euthanasia）、非自愿安乐死（non-involuntary euthanasia）和不自愿安乐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所谓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本身自愿、希望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所谓非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已经失去了选择或生的能力，但被以仁慈的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所谓不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3]

　　据学者们研究，安乐死思想并非是现代的产物，它是一种渊源久远的人生哲学思想。早在古希腊，就有所谓“安死术”之说。[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英国开始，安乐死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法律话题。1934年，一位英国妇女在接受手术后，因为担心自己31岁的儿子的未来，于是用煤气毒死了他。起初她被判处死刑，两个月后改为缓刑，三个月后被赦免。1935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要求在法律严格控制下允许医生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之后，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以争取人道死亡权利为目的、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权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权意识的提高，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给予普遍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安乐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5]同时也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生命。1976年，国际安乐死研讨会在日本举行，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强调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主张在特殊情况下，人应当有选择死的权利。[6]同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健康安全法》）。[7]该法允许成年病人在书写所谓“活医嘱”后，授权医生可以关掉维持生命的医疗设备。1980年，国际死亡权利联合会成立，不断推动安乐死立法化进程。

　　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当追溯到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的 “安乐死法”（《垂死病人权利法》）。该法规定了严格的安乐死条件：接受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以上，而且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必须由本人递交要求安乐死的申请书，要有本人签字。同时，该法还对医生履行安乐死做了详细的规定，并规定病人提出安乐死要求并且获得医生签字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但是，该法实施不到8个月即被废止。

　　2001年4月10日是世界各国值得关注的一天。经过激烈的辩论，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此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比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能否合法化成为国际性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国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议案中，我国妇产医学界著名人士严仁英和胡亚美首次提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之后，在多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些代表一直呼吁安乐死合法化。我国最早的安乐死案件出现于1986年的陕西省汉中市，一位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王明成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先后被关押了1年零3个月，1992年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此后，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不时见于报端。

　　二、安乐死与生命权价值

　　围绕安乐死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大体上分为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赞成安乐死的主要理由是：安乐死是对人的死亡方式选择权利的尊重，实施安乐死有利于维护病人自身的利益；生命是神圣的，但又是相对的；当一个人的生命接近终极时，依靠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维系无法改变的病程，只能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那些不可逆转的临终病人，应停止无效的耗资巨大的抢救措施；建立一套严格的安乐死制度，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反对安乐死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如果实行安乐死，病人就可能会失去改善的机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的生命带来危机感；安乐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8]这些争论虽然有思考问题的不同视角，但本质上涉及安乐死问题的核心价值，即生命权主体是否拥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或者决定生命利益的权利。如果人可以自由地处分自己的生命或享有处分生命的利益，那么，他（她）当然就可以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其没有自由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安乐死就被证明为不正当的。在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生命的层面上，安乐死实际上涉及宪法价值体系中的生命权的定位与认识问题。

　　笔者认为，从宪法价值体系看，安乐死是无法获得合宪性基础的，因为安乐死不符合宪法基本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价值目标。

　　第一，现代宪法是以个体权利的保护为出发点的，包括生命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国家保护的义务。由于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虽然规定生命权的相对性，保留死刑制度，但在宪法价值上，死刑制度是没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生命权本质上具有绝对性。当生命成为个体存在的基本前提时，个体享有的生命价值已融入到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之中，是否限制与剥夺只能靠共同体意志来判断与决定。

　　第二，安乐死不具有基本权利的特征。作为一种主观性的个人权利，基本权利首先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其对抗的典型客体是国家权力。在这一点上安乐死能否成为宪法问题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安乐死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是私人之间关系，即患者、医生与家属等，这些私人利益的判断通常由私法来调整。但安乐死的最终决定权，特别是私人之间发生冲突需要由法官裁决时，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便带有了浓厚的公法性质。从现代立宪主义的观点看，生命权的决定不能由私人来行使。同时，作为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基本权利主要体现为社会共同体内在的价值追求。从客观价值秩序层面看，私人是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因此，人的生命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自由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私人并不拥有自杀的法律权利和安乐死的权利。

　　第三，安乐死无法获得宪法文本的支持。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多数国家没有直接规定生命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宪法对生命权的漠视。实际上，西方是在发展人权文化中逐步形成基本权利体系的，生命价值已经融入到个体生活之中，通过成熟的宪法解释可以寻求生命权的文本依据。在我国，宪法的发展和宪法文化培育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我们是在缺乏成熟的生命权文化背景下进行法治建设，更需要特别强调作为基本权利基础的生命权价值。

　　第四，安乐死与生命权的本体价值是冲突的。有学者把生命权观念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即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与生命价值论，[9]并试图从生命价值论角度寻求安乐死正当化基础。笔者认为，三阶段的生命权观念的划分忽略了不同阶段生命权形态的相互关联性，混淆了生命与生命权概念之间的价值内涵，同时，在缺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仅仅依靠价值层面论证死亡权的权利属性是不妥当的。其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生命的延长不再仅仅是一个梦想，也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医学技术的发达使得人类有能力战胜很多疾病，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生命权的延续和保障无形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但是，仍然有一些疾病是现代科学技术无能为力的，在这些疾病面前，人类显得尤为脆弱。在病魔的折磨之下，人的生命也会慢慢的消失，病人也会在病魔无情的吞噬中、在无尽的痛苦和恐惧之中慢慢的死去。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不仅病人本身要忍受这种痛苦，而且病人家属也要随着分担这种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宪法上的生命权是否能够在价值上让位于安乐死？支持安乐死的人士认为，在病人的病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延长病人的时间无异于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来说，与其这样生不如死的苟延残喘，还不如选择一种有尊严的死亡方式来保持自己生命的最后尊严。而反对者认为，人类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个财富是属于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不单单是属于公民个人，如果公民个人为了自己是一时之利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就是对家庭、父母和其它公民的不负责任。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也日新月异，今日是不治之症，明日可能药到病除。因此，保留自己的生命就是保留自己的希望。与其在绝望中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如在希望中等待，既给自己的生命一份尊重，又给其他人一种祈盼。

　　总之，从生命权社会价值来看，安乐死有可能造成对生命权的一种侵犯，是对国家保障公民义务的一种违背，与宪法的基本价值是相抵触的。

　　三、安乐死与人的尊严性

　　支持安乐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认为，如果对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不予承认其合法性的权利，有可能侵犯人的尊严，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毫无疑问，人的尊严与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是构成法治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是因应人的内在需求为出发点的，始终以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的维护作为历史使命。那么，在安乐死问题上，什么样的立法政策更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这是涉及宪法价值论与法治发展的复杂问题。

　　首先，宪法上的“人的尊严”是价值体系。当判断一个公共政策或者国家立法是否符合人的尊严原则时，我们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是否有利于在社会建立尊重生命的文化与政策？社会民众对生命权的期待是增强还是动摇？也许就特定的个体而言，禁止安乐死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否一定以社会正义的牺牲来实现？人的尊严既是人类感受的概念，同时也是实践中的概念，不能仅仅以个案的正义来思考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策趋向。

　　其次，如果仅仅以人的尊严的维护为理由，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有可能同时牺牲其它人的尊严。目前，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保守与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实现合法化。在这里，各国也在考虑同样的人的尊严价值。当自杀合法化、安乐死合法化的环境下，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尊重义务是否得到切实的履行？至少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急于赋予安乐死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有可能导致生命权价值的下降，甚至为国家推脱生命权保障义务提供合法化的依据。无论是生命权价值论，还是生命权质量论，如果缺少了生命的神圣性，无法完整地体现其主体的尊严。

　　再次，宪法上人的尊严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尊严死”是新出现的权利形态，其内涵就是，有尊严地死去，但它与安乐死是有区别的，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尊严死是指有尊严地死去，能够按照本人的意愿，死得“像个样子”，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反对安乐死的人不一定反对尊严死，赞同尊严死的人不一定赞同安乐死。[10]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交叉领域，日本学者石原明称之为“尊严型的安乐死”。在他看来，两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存在领域与方法上：安乐死主要指意识清楚但因绝症病痛难忍的晚期患者，而尊严死是指因失去意识难于感受病痛，但因病痛折磨而惨不忍睹的患者，包括植物人；通常安乐死是通过积极的方式，如通过药物等方式进行，而尊严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即摘除维持生命的仪器的方式。[11]无论是主动型是被动型安乐死，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前提，一般情况下，主动型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比较清楚的，但在被动型尊严死中，由于患者处于植物人等状态无法表达真实的意识，所谓尊严死的正当性依据是无法确认的。[12]基于这样的原因，美国的一些州鼓励人们生前写好遗嘱，清楚地表明自己因病无法根治或者植物人时，愿意选择尊严死的方式。它的合理性在于，无论国家是否承认安乐死，对于特定个体而言，当他（她）面临选择死亡方式时，具有比较确定的意识表示，能够使医生和家属找到确定性的依据。总之，尊严死与安乐死虽有一定联系，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尊严死不能成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唯一依据。[13]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宪法界限

　　目前，安乐死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合法化问题。有些国家一直推动其合法化的进程，但其进展十分缓慢。目前世界范围内安乐死完全合法化的国家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也有一些国家通过判例等形式寻求法律途径。这里可能存在宪法价值上的界限，如不能解决宪法上的价值问题，安乐死的合法化仍然无法获得正当性的基础。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

　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0第2号）

　　《贵州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已于2010年1月8日经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1月8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中小企业, 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符合国家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各类企业。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全省中小企业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发展中小企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部门组织实施国家和省制定的中小企业政策和规划，定期公布产业扶持重点，对全省中小企业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指导和服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省制定的中小企业政策和规划，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中小企业进行指导和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小企业进行指导和服务，定期公布区域发展扶持重点。
　　第五条　中小企业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各级国家机关和组织应当依法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中小企业应当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诚实守信、公平竞争，遵守国家有关劳动用工、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社会保障、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财税金融等法律、法规。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业绩突出的中小企业和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资金及信用支持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并根据年度财政收入的情况适当增长。
　　市、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应当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财政支持，有条件的应当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九条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下列事项：
　　（一）中小企业创业；
　　（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改造、专业化发展及与大企业协作配套；
　　（三）中小企业市场开拓；
　　（四）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五）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六）其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事项。
　　用于扶持企业发展的其他各项财政资金应当向中小企业倾斜。
　　第十条　金融机构根据国家信贷政策，调整信贷结构，创新信贷方式，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完善对中小企业及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授信制度，并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结算、财务咨询、投资管理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协调，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对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按照增量给予适度补助。
　　第十二条　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需要办理抵押登记的，有关登记部门应当依法予以登记并且不得要求对抵押物进行评估或者指定抵押物评估机构。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部门应当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租赁融资、境内外上市等途径，依法开展直接融资。
　　第十四条　税务部门应当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予以税收优惠。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信用评价、信用风险防范和失信追究等信用制度。
　　加强电子政务建设，逐步建立部门之间联合的数据共享体系，依法提供中小企业有关信用信息。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管理、指导和服务，完善绩效评价机制，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十七条　使用财政资金设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实行政企分开和市场化运作，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参与或者干预具体担保业务。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担保业务的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追偿与处置机制，有效防范与控制担保风险。

　　　　　　　　　　　　　　　　　　　　　　　　　第三章　　　创业扶持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鼓励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积极开展创业服务，改善创业环境，降低创业成本。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保护中小企业依法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权利，不得限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进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行业和领域经营。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创办中小企业提供工商、财税、融资、土地使用、人才档案、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咨询和便利。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采取利用原有存量建设用地、闲置厂房和引导中小企业进入工业园区、聚集区等多种形式支持创业。
　　第二十二条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应当创造良好创业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吸引中小企业向园区集聚，形成主业突出、产业集聚、分工配套、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第二十三条　鼓励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创办中小企业。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创办中小企业的，出资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经营资金）比例可以由投资各方协商约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鼓励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依法设立创业风险投资企业。
　　风险投资企业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四章　　　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环境，支持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为科研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基础条件和公共服务，增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综合能力。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利用现有的各类企业园区优先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地、产业化基地和科技企业孵化园。
　　鼓励境内外企业、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创办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经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政策。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推动中小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合作与交流，为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提供便利。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开发新产品、促进产品升级、产品结构调整和科技成果转化。
　　第二十九条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以及为大企业产品配套的技术改造项目，可以享受政府资助或者贷款贴息。
　　第三十条　中小企业用于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费用及技术转让所得，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中小企业投资开发的项目，属于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依法享受相关优惠。
　　中小企业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
　　第三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培育知名品牌。
　　知识产权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采取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第五章　　　市场开拓与社会服务

　　第三十二条　支持、引导中小企业改造、整合企业物流资源，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建立区域性商品交易中心和行业性产品购销中心，为中小企业的产品交易提供服务。
　　中小物流企业，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
　　第三十三条　鼓励中小企业开展自营进出口业务和到境外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支持中小企业参加国内外商品交易会开拓市场。
　　第三十四条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地方特色产品，通过技术改造和提高质量，淘汰落后工艺、落后技术，提高市场占有率。
　　第三十五条　支持中小企业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等国际标准认证，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
　　第三十六条　政府采购应当优先安排向中小企业购买商品或者服务。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部门应当推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鼓励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的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公开并更新有关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信息。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鼓励建立区域性综合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创新培训方式，形成政府引导、社会支持和企业自主的培训机制。
　　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为中小企业提供产品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经营管理和人员培训等服务。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中小企业员工人事管理、职称评定、资格认证、教育培训、政府奖励等方面，与其他各类企业实行同等政策，并提供便利和支持。

　　　　　　　　　　　　　　　　　　　　　　　　　第六章　　　权益保护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改变中小企业的财产权属关系。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中小企业合法使用的土地，或者拆迁其经营场所、生产设施、生活设施的，应当依法及时给予合理补偿、安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受理中小企业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控告。
　　第四十一条　禁止下列损害中小企业合法利益的行为：
　　（一）在法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外向中小企业收取费用；
　　（二）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中小企业提供赞助、接受有偿服务、订购报刊杂志、音像制品；
　　（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中小企业加入各种协会；
　　（四）违法指定中介机构提供各种有偿服务；
　　（五）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中小企业参加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各类培训、达标、评比、鉴定、考核等活动；
　　（六）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中小企业提供有关资料；
　　（七）其他损害中小企业合法利益的行为。
　　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中小企业有权拒绝，已收取的应当返还。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侵害中小企业合法权益，或者应当向中小企业公开优惠政策信息而不公开，以及应当对中小企业适用优惠政策而不适用的，由其上级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或者其所在单位责令改正，并视情节依法对单位负责人、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