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为商家提供代言服务，多年来已经成为明星或其经纪团队充分利用明星效应实现利益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代言服务合同，则是拴起明星及商家的重要纽带，如何有效实现双方的经济利益，实现共赢，且不在任何一方缺失商业信用时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己方的利益，或最求利益最大化，合同条款无疑是最主要的工具或武器，同时，合同条款约定清晰、明确是双方顺利合作的重要基础。除了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之外，程序性权利也同等重要，譬如选择不同的解决争议的管辖法院，对于合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有着重要影响，但有时出于各种因素，可能合同条款中未能明确地作出该项约定，导致出现争议时，一方以自己的理解或从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解释选择起诉法院，难免在诉讼之处，即产生管辖权的争议。笔者拟在法律实务中遇到的案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所有真实姓名及名称、地点均已隐去替代），通过本文作简要探讨。
【案情简要介绍】
某知名的一线明星S，受聘担任W商家的产品代言。双方在履约过程中，W以S违约为由，在本地法院提出违约之诉，将S诉上法庭。双方在广告代言服务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为：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则提交W所在地或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据此，W选择了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由于S所在地距离W当地法院路程遥远，选择在当地应诉，势必带来极大的诉讼成本，因此，S一方在法定期限内，向受理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对于本案，我们认为有以下两个焦点问题：
一、合同是否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
广告代言服务合同中双方约定，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则提交W所在地或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S一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而W一方则认为，条款“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该句因北京市有多个基层法院，导致该句的表述是不明的，无法执行的，因此应当是无效的；只有“W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是明确而且唯一的，能够确定的，因此，“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则提交W所在地或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的约定，实际上可执行的效力只是“提交W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裁决”。
乍一看，W的辩解意见颇有有理，但细想便可发现，W一方实际上变相地玩了文字游戏，以所谓的逻辑改变了双方约定，歪曲了法律规定，其言论也自相矛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依照W的意见，同样可推导出双方实际上就是约定选择了两个以上的人民法院管辖，且约定不明确，完全符合上述24条的规定情形，因此可认定双方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本案应当依法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代言类合同是否适合依照合同履行地原则确定管辖
首先，广告代言服务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
既然约定无效，确定法院管辖即应当依法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假设合同履行地处于W所在地，则本案依然可以继续由该法院审理。在代言服务类合同履行中，代言合同的履行地如何确定，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对履行地约定明确，则双方不易产生争议；在此我们探讨约定不明确或根本无合同履行地约定的情形。
一般来讲，代言合同中，既为服务合同，提供服务一方可能需要协助拍摄广告（平面广告、影视广告等），可能需要配合出席活动等。多项服务义务中，各项义务极有可能无主次之分，对商家同等重要。如果各项义务的履行地分布在不同的城市或不同的区域，譬如拍摄平面广告在A地，拍摄影视广告在B地，出席活动又分别发生在C、D、E城市，又该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在这种情形下，多个地区都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地，但又无法界定出哪里为合同的主要履行地。这时，如果非要围绕合同履行地去进行争议管辖法院的确定，则需要合同双方各自充分举证对自己有利的履行地凭证。
在本文提及的W诉S一案中，双方并未对履行地点作出约定或达成补充协议，且从合同其他条款中也不能确定合同履行地。根据《合同法》62条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显然，该案W一方人诉求中所主张之合同义务，属于“其他标的”，合同履行地应当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S作为此案原告方所主张的合同义务履行方，其所在地应当为法律规定中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依照该原则，本案也不应为W一方所在地法院所管辖。

其次，类似案件如何依法确定管辖法院。
假设双方均无法明确合同履行地，此时，我们认为该案不适宜采用合同履行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广告代言服务合同作为无名合同，其合同义务的实际履行具有复杂性。在当事人未就合同履行地作出约定的情况下，依据法律法规或惯例也难以确定合同履行地。因此，我们认为，基于该类合同产生的纠纷不宜采用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而应当采用被告住所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1996年9月12日）第三条“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民诉法赋予当事人“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的双重选择，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上述条款，最高院认为如果合同履行地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即排除以合同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由于代言合同的特殊性，对合同履行地难确实以把握，若坚持以合同履行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势必因个人的主观判断有失偏颇，丧失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也不符合合同履行地管辖原则的立法精神。因此，我们认为，此类案件应当直接依据“被告住所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田美玉）


“地条钢”的产品属性
及制售“地条钢”行为之法律适用探析

石青 王健 滕红红

案情简介：
2007年10月份，王某在某乡工业园内，租赁高某生产“地条钢”的厂房及设备，利用自己收购的废钢铁生产“地条钢”，由高某负责运输，销售给一轧钢厂（另案处理）。2007年11月13日，临邑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根据群众举报，查获王某准备销售的“地条钢”十吨左右。经查，王某已生产、销售“地条钢”五十余吨，得款16万余元。2007年12月12日，公安机关以王某、高某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请批准逮捕。围绕王某、高某制售“地条钢”的行为性质，产生了不同意见。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高某制售“地条钢”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理由是：所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根据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质技监局政发[2001]43号）的规定，包括8种行为：①生产国家明令淘汰产品，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和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行为；②伪造产品产地的行为；③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行为；④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行为；⑤、在产品中掺杂、掺假的行为；⑥以假充真的行为；⑦以次充好的行为；⑧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但是，根据刑法第140条之规定，只有实施上述后4种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即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根据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商务部）2002年6月2日发布的《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录（第三批）》，“地条钢”属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必须严格限定在刑法第14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范围内，即“掺杂、掺假的产品，以假充真的产品，以次充好的产品或者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产品”。刑法140条中所规定的4种行为所生产的产品，都是没有列入国家明令淘汰目录的，具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强制性标准的产品。而“地条钢”作为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品，属于无标产品，根本没有质量标准可言，更谈不上合格与否、伪劣与否。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不能做扩大解释，故二人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高某制售“地条钢”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理由是：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一条分别规定：“销售者不得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和失效、变质的产品。”“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的，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因此，对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是不考虑其具体用途的，只要列入明令淘汰产品范围，一律不得生产、销售。虽然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范围小于行政法规的规定，但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程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刑事处罚的，应当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特征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有关司法解释也对此进行了确认。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法经营国际或港澳台地区电信业务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采取租用电信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十条对相关行为只作了行政处罚的规定。所以，如果行为人生产、销售了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对行为人依法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高某制售“地条钢”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理由是：王某未经登记、也未取得营业执照，生产、销售钢材五十余吨，高某为王某提供厂房及设备并负责运输，销售金额人民币16万余元，属于无照经营行为，且生产、销售的均为国家明令禁止的淘汰产品地条钢，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第225条、第25条第1款之规定，王某、高某构成非法经营罪。
笔者认为，“地条钢”不是独立的或具体的产品名称，它只是某一类具体产品的统称或俗称。用“地条钢”工艺生产的“钢坯、钢锭、线材、螺纹钢、小型材”等具体金属制品，属于国民经济意义上的工业产品。制售上述产品情节严重的，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⑴
1、“地条钢”不是具体的产品，是某一类具体产品的统称或俗称，属于产品的组合或类产品。“地条钢”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为质量监督部门严厉打击的对象，但对“地条钢”很多人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那么“地条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环保总局、电监会《关于进一步打击地条钢建筑用材非法生产销售行为的紧急通知》明确指出了地条钢建筑用材和地条钢建筑用材生产设备的界定范围：以废钢为原料，采用感应炉（工频炉、中频炉）生产建筑用材的钢坯、钢锭，以及以其为原料轧制的建筑用材（线材、螺纹钢、小型材）。生产设备包括冶炼设备和轧制设备，冶炼设备是指感应炉（工频炉、中频炉），轧制设备是指复二重、横列式钢材轧机。”该《通知》不仅对“地 条钢”生产工艺进行了说明，而且明确指出了它所包含的具体产品类型，即“钢坯、钢锭、线材、螺纹钢、小型材”。而上述制品均被列入相关的产品名录，属于产品质量法和刑法所调整的产品范畴。因此，“地条钢”是一个类概念，或是一种俗称，它不是具体的产品，但它包含了几种具体的产品类型。
2、尽管“地条钢”已被列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范围，但尚不能直接将之列入伪劣产品行列，因此无法仅以生产、销售“地条钢”为由对制售者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一是如果直接将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与伪劣产品划等号，与国家确立产品淘汰制度的意图会发生偏差。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指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依据其行政职能，对消耗能源、污染环境、疗效不确、毒副作用大、技术明显落后的产品，按照一定的程序，采用行政的措施，通过发布行政文件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自某日起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被明令淘汰的产品中很大部分是出于环保、节能、效益等因素而被列入的，其产品可能本身是合格的，并没有违反产品质量的默示担保和明示担保条件。若将其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对象，势必违背伪劣产品的实质涵义，而扩大了犯罪对象的范围。二是与相关立法的宗旨不符。产品质量法第五章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四条分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的，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为作出了制裁性规定。在同一法律之中，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对相应的行为规定了行政与刑事处罚的内容，而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则仅作了行政处罚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不是立法者的失误，只对“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的，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符合国家确立产品淘汰制度的宗旨。产品质量法和刑法均是各自领域的基本法，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产品质量法中诸如生产国家明令淘汰产品，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和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行为；伪造产品产地的行为；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行为；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等行政违法行为，即便情节特别严重，也不构成犯罪，只能由产品质量监督等部门依照产品质量法进行行政处罚。否则，会出现执法的随意与不统一。因此，不能以生产、销售“地条钢”为由，对制售者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三是缺乏具体依据。通过查阅产品名录，“地条钢”无论是在明令淘汰前还是在明令淘汰后，在产品名录中都找不到其属于产品的依据。因此就“地条钢”而言，也就缺少了产品质量的国家、地方、行业等标准。因为没有质量标准可依循，所以把“地条钢”纳入到伪劣产品之列，也就缺乏了具体依据。
3、认为王某、高某制售“地条钢”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系对该罪名的扩张适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根据《刑法》225条之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需符合以下条件：⑴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⑵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⑶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针对如何适用《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颁布了相关决定和司法解释，但截至目前为止，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都没有对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产品的行为作出追究刑事责任的明文规定。因此，认定二人制售“地条钢”构成非法经营罪，属于对该罪名的扩张性滥用。
4、对采用“地条钢”工艺生产“钢坯、钢锭、线材、螺纹钢、小型材”等具体金属制品或销售的，情节严重的，可以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地条钢”不是独立的或具体的产品名称，它只是某一类具体产品的统称或俗称。根据产品质量法第2条之规定，受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制售的产品。“地条钢”属下的“钢坯、钢锭、线材、螺纹钢、小型材”等具体金属制品，既有产品的基本属性，也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强制性标准。因此，如果行为人采用“地条钢”工艺生产“钢坯、钢锭、线材、螺纹钢、小型材”等具体金属制品或销售上述产品，情节严重的，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具体到本案而言，若有证据证明王某等人采用“地条钢”工艺，生产了钢坯、钢锭、线材、螺纹钢、小型材等具体金属制品并予以销售，且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强制性标准，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地条钢”是“豆腐渣”工程的罪魁祸首之一，是埋在建筑工程里面的“定时炸弹”。其生产过程高耗能、高污染，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环境。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由于缺乏对“地条钢”产品属性的明确认识，运用刑法予以打击的案例微乎其微。受暴利的驱使，加之犯罪成本不高，制售“地条钢”的行为仍屡禁不止，并且呈现向偏远农村转移的趋势，因使用“地条钢”而致建筑物垮塌的事件也屡见报端。我们准确掌握了“地条钢”的产品属性，就能有效避免由于行政法规与刑事法律的衔接问题而产生的认识分歧，大胆地运用刑事法律手段，对制售“地条钢”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此外，司法机关应逐级报请有权机关制定《关于对制售“地条钢”行为适用法律意见》的司法解释，或由有权机关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有关立法解释，以便弥补行政法律、法规与刑法衔接方面存在的漏洞，及时有力地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秩序。
注释：

⑴张利兆;《惩治“地条钢”犯罪的刑法适用》《人民检察》2005年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