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10月15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2年10月15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是：
（一）依法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取缔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二）严格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三）加强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四）教育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秩序，鼓励群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五）调解、疏导民间纠纷，缓解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六）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改造工作，多渠道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人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第四条 凡本省境内的机关、团体、学校、武装力量、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贯彻业务系统与当地政府相结合以当地政府为主的属地管理原则；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按照各系统、各部门的职责，实行谁主管谁负责。
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军队负责。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纳入当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各系统、各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明确本系统、本部门的职责，结合自身业务，尽职尽责，密切配合，切实承担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
各系统、各部门应配合当地人民政府，督促各自下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七条 本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检查、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本条例在本行政区的贯彻和实施。
第八条 省、地（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是组织、协调、指导本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
县级以上地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应配备专（兼）职人员。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一名副主任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确定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机构或人员。
第九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上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命令；
（二）研究部署本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并督促实施；
（三）指导、协调、推动各部门、各单位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任务和措施；
（四）调查研究本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总结推广经验，表彰先进；
（五）根据本条例授权或受本级人民政府的委托，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奖惩事项或者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奖惩建议；
（六）办理上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交办的有关事项。
第十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应当根据当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制定本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制定本部门、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逐步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
第十一条 省、地（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应层层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
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应当与本辖区内的各单位、各村（居）民委员会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
鼓励村（居）民订立治安防范公约，加强基层治安防范工作。
第十二条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共同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
（三）支持、协助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四）做好本单位的治安防范工作，预防各类案件和事故的发生；
（五）及时调解、疏导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六）教育管理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和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
（七）做好无业、待业和社会闲散人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八）参加当地组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九）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报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情况，反映群众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十）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应当根据自身的职能，严格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二）查禁取缔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私种吸食制贩毒品、盗掘古墓、倒卖文物、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预防和打击黑社会势力；
（三）严格社会治安管理措施，检查指导各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和基层治安保卫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及群防群治组织的工作；
（四）做好劳改、劳教工作，加强对管制、缓刑、假释、监（所）外执行、保外就医等人员的监督和改造；
（五）加强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
（六）疏导和调解处理各种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七）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治安建议，指导、监督、协助各单位做好治安防范工作；
（八）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第十四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工作。
第十五条 教育部门应当把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列入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

第十六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为社会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和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会同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禁有反动、淫秽内容和宣扬色情、暴力、凶杀、封建迷信等内容的出版物。
第十七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切实维护交通运输秩序，配合公安部门依法打击车匪路霸等危害交通运输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物价、海关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管理，防止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九条 劳动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做好城镇待业人员的就业培训和安置工作；给予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与其他待业人员同等的就业机会。
第二十条 商业、旅游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服务性行业的管理，密切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整顿取缔无照经营，协助公安机关查禁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一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加强法制、思想、纪律、道德等方面的宣传教育；组织各种健康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抵御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
第二十二条 家庭户主应当教育家庭成员遵纪守法，处理好家庭成员关系和邻里关系，配合社会、学校加强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少年子女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做好家庭安全防范工作。
第二十三条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以及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的内部保卫机构或治安保卫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和群防群治组织的成员，必须尽职尽责，严守法纪，秉公办事。

第二十四条 群防群治工作经费的筹集和使用，按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对见义勇为，检举、揭发、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公民应当依法给予保护。
各地可以根据情况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奖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公民。
第二十六条 公民因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而致伤致残的，其医疗费、生活补助费等由违法犯罪分子承担；违法犯罪分子无力承担的，应分别情况由当地民政部门、劳动部门或其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误工的，视同出勤。
第二十七条 公民因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牺牲的，比照因公牺牲的规定予以抚恤或照顾；符合烈士条件的，应依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并对其家属给予抚恤。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奖励：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落实，当年或连年考核达标的；
（二）调解民间纠纷，制止滋扰闹事行为成绩显著的；
（三）预防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制止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的；
（四）教育、挽救、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安置、帮教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成效显著的；
（五）检举、揭发、制止犯罪行为有功的；
（六）见义勇为，与违法犯罪分子斗争有功的；
（七）其他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分别情况，依照管理权限，根据事实情节，给予单位领导人、直接责任人通报批评、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严重失职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不签订或不按本条例规定签订治安责任书的；
（二）不履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责的；
（三）对已发现的不安定因素或矛盾化解不及时，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疏于防范和管理，连续发生案件，不采取改进措施的；
（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灾害事故，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六）发生重大刑事案件、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发现重大治安隐患置之不理、隐瞒不报或作虚假报告的；
（七）对检举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公民进行打击报复的；
（八）发生其他危害社会治安秩序问题，应当追究责任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第二十九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可以给予通报批评、向其所属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监察部门及其他机关提出相应的处分建议，并监督执行。
接到建议的单位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处理结果送达提出处分建议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处分建议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山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10月15日
“法务会计”折射我国社科学术界的浮夸风

于朝

【摘要】
我国一些学者，不了解中国司法会计专业发展情况，或者为了其他目的，鼓吹“法务会计”在我国法制、教育、时间等领域都是空白，并意图填补这些空白，借以充当“创始人或先驱者”。本文介绍了我国司法会计专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情况，举出10多个例子对“法务会计”一词得抛出、滥用及危害情况进行了说明，目的是为了整合司法会计研究力量，也防止因此而导致的司法会计实践的混乱，并借以引起我国社科界对学术腐败后果的关注：学术将解决明天的问题，学术腐败了，中华民族的明天怎么办？　
　　　
　　
【关键词】法务会计 司法会计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会计检查 司法鉴定 法庭科学 学术腐败 学术浮夸

　　学术界的浮夸风（有学者称“学术腐败现象”）已为众人所知，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学者们对此深恶痛绝。这不仅败坏学风，也导致学术界鱼目混珠，与我国正在倡导的建立创新性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学术界在揭露这一不良风气时，通常都是以剽窃、抄袭的个案为例，笔者则通过学术领域滥用“法务会计”一词的事实，透视学术界的浮夸之风，并给一些被误导的同行们提出几点仅供斟酌的建议。

一、我国司法会计的发展简述

我国于1954年引进“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大学课程，高教部将其列为法学专业选修课。后由司法部在制定法学专业课程体系时，将这一课程定名为“司法会计”。基于法学专业的教学需要，80年代的主要政法院校中有学者开始研究司法会计学，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贪污案件中涉及到司法会计鉴定，一些检察官也介入了该研究领域。

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带动了司法会计行业的形成和发展。1985年，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人员开展司法会计鉴定工作，并由此启动了我国司法会计的行业建设。该行业的建设反过来又影响了学术界，有些会计专业学者也介入该学科研究。

经过二十余年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互动，目前，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已逐步走向快速发展阶段。

学术界：我国学者自主创立了“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已经列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题库。教育界：90年代就已有多名司法会计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已有多所大学开设司法会计本科专业（方向），司法会计课程按照我国学者自主提出的分科理论分别设置。实务界：司法会计行业从无到有，不仅制定了一些制度和标准，专业人员的数量也已初具规模，主要分布在检察机关、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每年实施司法会计鉴定的案件有数万起，司法会计检查技术也已经普遍运用于各类诉讼案件。主管部门：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早在80年代就批准了“司法会计师”系列职称，即在会计师职称前冠以“司法”二字；1993年财政部、人事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发文，就司法会计人员参与会计师职称考试作了特殊安排。

然而，上世纪末出现的“法务会计”一词，似乎否定了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取得的上述成就。

二、文不对题的“法务会计”的抛出过程

“司法会计”一词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司法（诉讼）活动中与财务会计业务相关的活动。英美法系国家则称之为Forensic Accounting，即法庭会计，其意是为法庭提供与财务会计业务相关的服务。两者本质上属于同义词，因诉讼法律和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称谓。

日语中，将Forensic Accounting（法庭会计）翻译为“法????”或“法????士”。上世纪末有研究日本会计学（审计学）背景的知名学者发表文章时使用了这一称谓。之后这一称谓开始在我国会计学界流行，并引发“法务会计”研究热。

“法务会计”一词在会计学界的“流行”主要基于下列两个事件：

事件一：把国外司法会计学硕士课程体系表述成“法务会计”理论结构，形成我国没有“法务会计”理论的假象。司法会计学硕士课程体系中，除司法会计课程外，还需要开设会计本科教学中一般不包含的税收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保险赔偿理算、海损事故理算、物价会计、基金会计等课程，以方便学生研习司法会计学专业课程。有学者却将这一课程体系“翻译”为“法务会计理论体系”，把司法会计排在了“法务会计理论构成”的最后一部分，导致一些会计学者、研究生们误认为“法务会计理论在我国仍然是空白”，盲目“跟进”，争先填补这一理论“空白”。事实上，我国已将司法会计学分为了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三个基本分支，在专业教学方面，除了开设这些司法会计学课程外，也开设会计学本科通常不设置的一些相关专业课程。国外的硕士课程体系对我国同专业硕士课程的设置会有借鉴意义，但如果把课程体系“翻译”为理论结构（或专业分类）显然就错位了。这一错位使得后来一些研究“法务会计”的学者误入歧途。

事件二：利用日语中的“法务会计”一词，来介绍英美法系国家法庭会计情况，这样一来，国内似乎又出现了“法务会计”教育、实践方面的“空白”。Forensic Accounting的准确翻译应当是法庭会计师（或司法会计师）。英美法系国家（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法庭会计师不免会站在执业角度介绍Forensic Accounting的定义和活动范围（包括诉讼支持和会计调查），这本来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差异。然而，有学者“绕道日本”借来“法务会计”一词（并不介绍日本的“法务会计”），而嫁接取代“法庭会计”，一些学者误认为我国还没有这一事业，因而纷纷谏言，建议我国启动“法务会计”专业，建立法务会计制度、标准。但实际情况正如前文所述，我国不仅在教育、实践方面已有长足的发展，一些本领域制度、标准也早已显现雏形。从我国学术界高高的外语门槛看，我们不应该怀疑学者们的英语水平，但本来可以直接翻译（且符合英文原意）的名词，却硬是借助日语来翻译为不符合英文原意的名词，其原因实在令人费解，似乎与学术界近年来出国“找漏”的风气有关，但此类张冠李戴的文章却因“名人效应”而被后来涌出的几十篇“法务会计”文章所引用或抄袭。

笔者追踪“法务会计”的文字成果发现，一些使用“法务会计”一词的学者们，自己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司法会计事业的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却都志在“填补我国的空白”。但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学科体系研究、实务理论研究，还是大学教育（含研究生教育）、司法实践都已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真空”，因而学者们所谈“空白”也只能理解为闭门造车的结果。

笔者并不想对哪些人说三道四，所担心的只是社科界个别著名学者的所为，可能会凭空增添更多的“空白”，这不仅白白浪费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对学术界、教育界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三、“法务会计研究”硕果累累的背后与代价

从著名学者发表“法务会计”文章至今8年的时间里，我国仅从刊物上发表的“法务会计”文章已近200篇，这还不算有关学术会议、学位论文以及专业书籍。仅从文章数量看，已经远远大于司法会计学前20年发表文章的总和，真可谓“硕果累累”。

笔者考察发现，这些文章中除少量介绍国外司法会计（法庭会计）理论、教育、实务情况或重复研究司法会计学理论外，大量的是抄袭或“移植”而成。已发表的文章内容多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借用“法务会计”一词介绍或解释国外的“法庭会计”定义（为法庭服务或向法庭提供证据），并以此类定义、或国外硕士课程结构、或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为依据，推定有关“法务会计”的内容、目标、假定、原则、主体范围等；二是，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司法鉴定操作上的差异，寻找“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异同；三是，呼吁我国建立“法务会计”制度、规则、教育体系以及发展“法务会计”行业。在如此狭小的“课题”范围内发表如此多的文章，何以能成功，昭然若揭。

笔者从亲身的阅历中，发现学术上的浮夸风对学术研究、教育等已造成令人吃惊的不良影响。这里仅从文不对题的“法务会计”研究及其代价中举出一些事例，希望能够引起社科学术界对浮夸风的进一步关注。

例1：“法务会计”文献所引用的英文名称均为forensic accounting，但该词无论是英语辞典还是英汉词典的解释，都是“为法庭服务（向法庭提供支持）的会计”——即“法庭会计”。这个名词，司法会计学界都熟悉。因该称谓与Judicial accounting（司法会计）同义，国内也有人直接翻译为“司法会计”。例如湖南大学司法会计学课程的英文名称就是forensic accounting。而一些学者们却硬是换一个日语名词来“填补我国理论、教育和实践的空白”，从社科研究角度讲这是十分荒唐的。当然，学术界确实有学者被称为“法务会计学创始人”或“先驱者”，这也许能对此类现象的产生原因作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