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立法完善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张开清


1998年3月30日凌晨，李某持铁水管等作案工具，撬开窗枝爬入一间小卖部盗窃。但刚进入店内就被店主聂某发现，李某即用铁水管敲击聂某的头部，然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李某所受的损伤属轻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李某犯罪行为的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从本案定性的分歧，反映出审判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本文拟就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以及立法完善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类型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转化型抢劫罪分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在这二类转化型抢劫罪中，第一类是基于前提行为“携带凶器”而转化，第二类是基于后续行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而转化，二者相对而言，“携带凶器”是静态的、消极的，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动态的、积极的。为便于阐述，本文姑且将第一类称之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将第二类称之为积极转化型抢劫罪。
二、司法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罪认定存在的分歧
⒈对消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携带凶器抢夺的，抢夺数额要达到较大，才能认定转化为抢劫罪；第二种观点是，携带凶器抢夺要转化为抢劫罪，必须满足所携带的凶器被被害人感知的前提；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行为人在抢夺过程中所携带的凶器既要被被害人感知，所抢夺数额又要达到较大，其行为才转化为抢劫罪，对抢夺的数额较小，所携带的凶器又不被被害人感知的，应认定为无罪。
⒉对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即转化抢劫罪。这种观点是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最为流行的观点，且在不少学者的著述中也屡见不鲜。第二种观点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转化为抢劫罪，关键看盗窃、诈骗、抢夺是否既遂，只有属于既遂，才转化为抢劫罪。
三、笔者对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的理解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是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的。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当然也是我们正确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指针。
首先，从立法层面上分析，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所谓罪刑法定原则，简而言之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有几项基本要求：1.罪刑法定化，即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2.罪刑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避免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从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条文看，该两条分别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或者“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均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其次，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关键看该行为是否符合这两类转化型抢劫的构成要件。具体地说，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实施了公然抢夺公私财物的行为；第二，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随身携带了凶器；第三，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年龄已满14周岁，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第四，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只要符合上述四个要件，即可认定其行为构成消极转化型抢劫罪。至于行为人抢夺的数额是否达到较大的起点、所携带的凶器是否为被害人所感知、携带凶器的目的则在所不问，因为立法上并没对此作出要求。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已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第二，行为人后续当场使用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第三，行为人使用上述方法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第四，行为人已满16周岁。这点有别于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因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抢夺行为构成抢夺罪，所以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同典型抢劫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一致，即年满14周岁；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已独立成罪，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应与盗窃、诈骗、抢夺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一致，即年满16周岁。第五，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至于盗窃、诈骗、抢夺是否既遂，不影响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
四、转化型抢劫罪的法律适用
如前所述，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其中仅有“凶器”一词尚存一些解释余地，按理说在理解上亦不会有太大偏差。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对上述规定的理解偏差太大，以致上述规定没能得到严格、正确的适用。
转化型抢劫罪的法律适用主要涉及现行刑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盗窃数额虽未达到构成犯罪的起点，但具有某些特定情节的，亦可认定构成盗窃罪。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更是将盗窃数额忽略不计：“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但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看，盗窃构成犯罪只有数额（较大）和次数（多次）的要求，并无情节上的要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特别严重情节”仅是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幅度相当的量刑标准，换言之，情节仅是盗窃罪的量刑标准，而非定罪因素。如此一来，在这一问题上司法解释与刑法便出现了冲突，出现了如何适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排除上述司法解释中与刑法相冲突部分的适用。理由如下：
其一，我国刑法第三条严格规定，某行为是否属犯罪行为仅由法律明文规定，即是说，司法解释无权就此作出规定。上述司法解释将刑法并没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权限，是越权解释，且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得到适用。其二，退一步说，即使司法解释有权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按法的效力等级原则，上述司法解释中与刑法冲突的部分也不应得到适用。因为，按照法的效力等级理论，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规范同一问题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适用效力位阶高的法律规范，除非效力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是经特别授权、获准作出不同于效力位阶高的法律规范的规定。众所周知，刑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而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二者相比，刑法的效力位阶高，且全国人大并没特别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就上述问题作出不同的规定。
五、现行立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而要查找现行立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的缺陷，则离不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根据罪行危害的大小来决定刑罚的轻重，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同样地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对定罪量刑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那么，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的缺陷何在？笔者认为，其缺陷就在于立法时未充分考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致在转化型抢劫罪上未能实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⒈关于消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失之过严，致使打击面及打击力度过大。按现行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在抢夺的过程中携带凶器的，即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此规定显然过于严苛。笔者认为，典型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人身强制方法，转化型抢劫罪也应符合这一特征。从字面上分析，所谓“携带”，按《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是“随身带着”之意，它至少包含了两层含意，一是明示地持有，二是暗藏着（未显露明示或暗示，亦未使用）。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这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行为人是亮出凶器进行抢夺，显然对被害人构成胁迫或精神强制，符合典型抢劫罪的特征，因而以抢劫罪定罪处刑是恰当的。但在第二种情况下，暗藏凶器因不为被害人所感知，因而不会令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即不会产生胁迫等精神强制效果，也就是说，暗藏凶器抢夺实质上不具备典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暗藏凶器抢夺的社会危害性实质上与典型的抢夺一样，故对这类型抢夺，应看其是否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符合的则以抢夺罪定罪处罚。现行刑法将暗藏凶器抢夺的行为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对该行为人来说，是加重了其刑事责任，归根到底，是有违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⒉关于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失之过宽，导致对这类犯罪打击面过小，打击不力。依现行刑法，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前提之一是行为人的先前行为须已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因此，如果行为人盗窃、诈骗、抢夺的数额未达到较大起点，而为了窝藏、拒捕等目的而当场使用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且其使用暴力未致人轻伤，那么，其既不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也不构成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但是，这类行为实质上完全具备典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其一，这类行为侵犯了双重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注意：抢劫罪对侵犯的财产无数额起点的要求）及他人的人身权利；其二，客观上当场使用了暴力或胁迫（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典型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而大于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即是说，这类行为具备犯罪的本质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现行刑法未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未规定这类行为应受刑事处罚，使这类行为欠缺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无法从刑事上对这类行为给予打击，失之过宽，甚至可以说，这是立法上的漏洞。按一般逻辑，社会危害性越大，其罪则越重，其刑亦越重。现行刑法未将社会危害性大于盗窃、诈骗和抢夺罪的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也是有违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⒊积极转化型抢劫罪与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同属转化型抢劫罪，但二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却不同，这明显不合理。如前所述，按现行刑法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因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并不以行为人实施的抢夺行为构成抢夺罪为转化前提，所以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与典型抢劫罪的要求一致，即年满14周岁；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须独立成罪，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与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犯罪主体要求一致，即年满16周岁。如此一来，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⑴消极转化型抢劫罪与积极转化型抢劫罪同属转化型抢劫罪，但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却不同；⑵就这二类转化型抢劫罪相比较，在消极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只是“携带凶器”，施加于被害人的仅是胁迫而已，但在积极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则“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对被害人实施的兼具暴力因素和胁迫因素，可见，无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方面看，还是从社会危害性方面看，积极转化型抢劫罪均比消极转化型抢劫罪更为严重。因而，二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应保持一致，在量刑上亦应有所区别(最低限度二者应持平)。但是，按现行刑法的规定，积极转化型
抢劫罪反而要求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须年满16周岁，它缩小了抢劫罪犯罪主体的范围，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亦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
上述立法缺陷，导致出现了“合理的却不合法，合法的却不合理”的怪圈。要走出这个怪圈，最终有待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对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相应的修改或作出相应的立法解释。
六、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完善
笔者认为，刑法的规定应同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而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与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刑法相关条文应作以下相应的修改：将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携带并明示或暗示凶器进行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将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邮电部


邮电部关于邮电科研机构深化改革推动邮电科技进步的若干规定
1996年5月9日，邮电部


部属邮电科研机构是推动邮电科技进步的骨干力量。为加强邮电科研工作，充分发挥邮电科研机构在邮电事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特作如下规定：
一、明确目标，转变观念，充分发挥科研主力军的作用。
部属邮电科研机构是邮电科研工作的主力军，是邮电技术进步的骨干力量。各科研院所要明确目标、转变观念，充分发挥科研主力军的作用，更好地为发展邮电通信服务。
（一）部属邮电科研院所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
1、承担国家和部的重点科技攻关任务，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为通信网建设提供国产化的技术装备。
2、搞好通信网规划，加快技术体制、技术标准的制订，加强对进网通信设备的质量监督，为确保通信网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先进性提供技术保证。
3、提高软科学研究的速度和质量，为邮电通信发展和实现领导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科学依据。
4、加强网络技术的研究，为提高通信网的安全可靠性和运行效率提供技术支撑。
（二）各邮电科研院所在科研工作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下观点：
1、树立市场观点，增强竞争意识。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竞争为动力，开展各项科研活动。
2、树立赶超的观点，增强超前意识。要跟踪国际通信技术的发展，着眼于创新，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
3、树立改革的观点，增强革新的意识。要继续改革科技体制和科研运行机制，促进科研工作的发展。
4、树立联合的观点，增强合作的意识。要加强科研院所之间以及与邮电工业企业、通信企业、高等院校、社会相关单位之间的合作，还要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加快科研工作的步伐。
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和人才分流
科技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的强大动力。改革的方针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改革的重点是调整科技系统结构，分流人才。要按照中央规定的改革方针和改革重点，把邮电科技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
对于从事通信网络规划、技术体制和技术标准、软科学研究的科研院所要给予稳住，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给予重点的支持，使其有稳定的经费保证和良好的科研条件，在为邮电通信服务中得到相应的发展。从事技术开发的科研院所要放开搞活，除承担国家和部的重点项目外，主要应面向市场，按照市场需求，运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商品化的活动，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对于承担国家和部的重点项目的科技人员要给予稳住，要通过科研项目，在科研经费、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保证他们全身心地从事科研工作。一般来说，这类人员大约占科技人员总数的1／3。对其他人员则要放开，鼓励和支持他们去从事适应市场需要的各种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服务活动。
各科研院所，要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制订出调整科研结构、分流人才的具体方案，认真贯彻实施。
三、对科研院所实行分类管理
邮电科研院所要在机构调整重组的基础上实行分类管理，以便更好地强化科研机构的职能和充分发挥他们在通信发展中的作用。
承担通信网规划、技术体制、标准和软科学研究的科研院所是加强通信行业管理，确保公用通信网的完整性、统一性、先进性的主要技术依靠力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认真搞好通信网发展规划，加快通信技术体制、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加强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全方位多层次地作好对通信网的支撑服务工作。对这类科研机构要在科研任务、经费、仪表设备、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可采取设立岗位津贴等办法，使其科研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不低于通信企业同类人员的水平。在确保完成国家和部的重点任务的前提下，要分流一部分人员去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其它经营活动。
开发型科研机构除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和部重点科技开发项目及做好对网络运行的技术支撑外，主要应面向国内外的通信市场，按照市场的需求，积极为邮电通信和国民经济服务，并通过这种服务扩大经费来源，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技术、经济实力，逐步实现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
但对他们研制生产的设备在推广应用上，要给予支持，在性能价格比相当的情况下，要优先采用。人员待遇可实行“工资包干”和“增收限制比例提取工资”相结合的工资管理办法。有条件的科研院所可以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在京外的科研院所还可执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有关政策。
承担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双重任务的综合研究单位，应根据其人员结构和承担的任务，实行相应的政策。
对于某些科研方向不明确、任务不落实、发展比较困难的开发型科研机构，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调整和重组，同时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邮电通信发展的需要，组建新的科研机构。
四、大力促进科研和邮电企业结合
实行科研与邮电企业的结合是推进邮电科技进步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科研院所和邮电企业都要从促进邮电通信的更大发展及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出发，突破本部门的经济利益和现行管理体制的局限，实现科研、生产、使用部门的紧密结合。
从事技术开发的科研机构主要应该和工业企业结合，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新产品的开发或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纽带，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组建各种形式的企业集团。发挥科研和生产两方面的优势，增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企业集团要逐步向紧密型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从事网络规划、技术体制、技术标准和软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主要应和通信企业结合。要进一步加强与通信企业的联系，既要承担企业在网络运行和建设发展中提出的课题，也要选派科技人员参加企业的科技活动，还要和企业合作共同承担科研课题，吸收企业科技人员参加科研工作，成为通信企业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要鼓励和支持科研院所进入工业企业和通信企业，成为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或网络运行的技术支撑机构。
五、增强对科研的投入
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力度，是科研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九五”期间科研开发经费要给予充分保证并随着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而稳步增加。要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用基金，以无息或低息货款的形式支持科研和生产单位，实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要较大幅度地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建设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基础实验室和职工住房，使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
对科技经费的使用要加强管理和监督，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要逐步实行科技经费的有偿使用。
六、完善院所内部运行机制，提高管理水平
邮电科研院所要在机构调整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内部运行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成为高效的、充满活力的科研基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邮电通信大发展的需要。
在管理机构设置上，要根据“小机关、大科研”的总体考虑，力求高效、精干，实行定岗、定编、定员和考核上岗的制度。
在人事干部管理上，要建立固定与流动岗位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干部聘任制。对于科研项目负责人的确立、技术职称的评聘、行政职务的晋升要通过公平竞争来进行，做到优化组合，人尽其才。
在分配制度上，要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使科研人员的收入与经济效益或工作业绩挂钩。
在科研管理上要实行项目合同制，做到责任明确，奖罚兑现，并建立起严格的科研程序，加速科研任务的完成，保证科研成果的质量。
在经济管理上要进一步强化内部经济核算制度，努力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提高经济效益。
在管理体制上要正确处理集中管理与分散经营的关系。不适当地划小核算单位，搞经营承包，盲目成立各种公司等做法，不利于发挥科研院所的整体综合优势，应注意防止和纠正。
各科研院所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干部之间的团结，为科研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七、加强科技队伍建设，提高科技人员待遇
科研院所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加强科技队伍的建设。
要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充分了解科技人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还要善于处理科研工作中的各种矛盾，为科技人员创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保证科技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要不断调整、改善科技队伍的结构。既要千方百计留住人才，也要允许人员合理流动，还要有计划地补充年轻科技人员，并着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放手让他们承担重任，在科研实践中锻炼成长，使科技队伍保持旺盛的活力和强大的战斗力。
要加强对科技人员的培训。“九五”期间，要重点培养50名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和2000名科技骨干，以适应科研工作的需要。要通过多种途径选派科技骨干去国外学习和培训，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要保证科技人员平均每年有1个月的专业培训时间。各科研院所要对科技人员的状况进行认真分析，并根据科研工作的发展，制订出相应的培训规划。
要特别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教育、培养和使用，在职称评聘、工资晋级、干部提拔、住房分配、表彰奖励等方面，打破论资排辈的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以实际贡献和能力作为考评的标准，创造一个有利于青年科技人员健康成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要认真解决科技人员特别是主要技术骨干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待遇，使他们安心于邮电科研工作。各科研院所可根据不同情况，实行课题津贴或工资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以提高科技人员的收入。“九五”期间，要基本解决科技骨干的住房紧张和收入偏低的问题。要改进和完善奖励制度，加大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的奖励力度和部科技进步奖的奖金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