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已经五届市政府第6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三亚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规范我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号）以及《海南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市人民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本市城镇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出售，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第三条 本市行政范围内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供应和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严格交易、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我市经济适用住房的组织、管理、协调、督办等日常工作。


　　市财政、民政、国土、规划、监察、国资委、发改、物价、审计、统计、河东河西区管委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协助做好我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二章 开发建设


　　第六条 坚持市政府总揽、合理布局、综合开发、规范运作的原则，通过集中、分散、配建等方式开发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第七条 集中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市政府根据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确定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由住房保障主管部门、非赢利机构或以项目法人招标的方式选择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的建设方式。


　　市人民政府结合廉租住房建设，在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中配建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配建比例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


　　第八条 分散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危旧住房较多、住房困难职工较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利用闲置居住用地，结合危旧房改造建设经济适用住房，个人出建设成本，单位资助公共部分，政府减免有关税费。


　　单位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须经市政府批准，具体建设、分配方案应当报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批准，备案后组织实施。


　　分散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在优先满足供地单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职工需要的基础上，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统一向其他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调配出售。


　　第九条 配建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市人民政府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商品住房用地时，提出在项目中配建经济适用住房的要求，由开发企业在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方式。


　　市人民政府应当明确该项目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总面积、单套建筑面积、套数、套型比例、建设标准以及建成后移交或者回购等事项，并以合同方式约定。


　　配建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项目用地应在供地公告中注明配建的开发条件并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确需缓交或分期缴交配建部分土地面积出让金的，应报有关部门批准，并在用地合同中约定。


　　第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筑面积应控制在60㎡-85㎡范围，以中小套型为主，并根据居民的收入和居住人数等因素，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不同套型的比例。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必须严格执行保障性住房建设技术规定。


　　第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建设用地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应。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统筹安排，优先安排使用存量闲置建设用地。


　　（二）税收减免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执行。


　　（三）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银发〔2008〕13号）的规定向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发放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贷款，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可以在建项目作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住房开发贷款。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可优先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四）免收建设和经营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五）小区外基础建设费用由政府负担。


　　（六）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并已向社会公布的其他优惠政策。


　　第三章 申购条件和申购程序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购经济适用住房：


　　(一)家庭主要成员至少有一人具有三亚市市区非农业户籍三年以上，且均在本市区范围内实际居住或工作。


　　申购经济适用住房，应当以家庭为单位按照规定程序提出申请。未婚或离异不带子女的人士可以单独进行申报，但年龄须在35周岁（含）以上。


　　离婚人士申购经济适用住房，离婚时间应满三年且不在一起共同生活者。


　　(二)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家庭人均现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


　　违反计划生育的家庭应当按照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关法律法规接受处理完毕后，方可依照前款规定申购经济适用住房。


　　第十三条 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应当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系，包括申请人及配偶、父母、未婚子女等。申请家庭成员中已享受保障性住房政策或者已作为其他家庭成员参与保障性住房申请的人员，不得再次参与申请。


　　第十四条 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工作实行市、区、社区居委会或市、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三级审核、两级公示的工作机制。单位、社区居委会具体负责保障性住房资格的前期审核工作，负责政策咨询、初审、入户调查、审核评议及公示工作。具体审核程序如下：


　　(一)申请家庭向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领取《三亚市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批表》进行填写并提供下列材料：


　　1、报名申请时间的上一年度家庭成员收入证明。收入证明可以是以下材料之一：


　　(1)经单位盖章确认的单位职工年收入证明（包括工资、奖金、各类补贴、加班费和其它收入）；


　　(2)领取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的相关证件或者证明；


　　(3)居住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就业状况收入证明；


　　(4)民政部门出具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证明或者救助证明；


　　(5)其它符合要求的收入证明材料。


　　2、家庭成员身份证明、户籍簿，以及婚姻状况、婚育状况证明；


　　3、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居委会出具的居住状况证明；


　　4、家庭成员现有住房的权属证书或者其它证明材料；


　　5、属孤老、孤病、孤残、伤残军人、军烈属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依法需要提交的其它材料。


　　(二)初级审核：材料齐全的，由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对申请家庭的收入、资产、人口和住房情况进行初审。初审工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审核材料：申请家庭将填写好的的申请表格及材料装档后送到所在单位或社区居委会，单位或社区居委会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及时审查，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或补全的全部内容。


　　2、入户调查：单位或社区居委会与其他相关部门组成调查小组，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家庭的住房面积，家庭居住人口、家庭资产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填写调查表，入户调查小组不得少于2人。


　　3、组织评议：单位或社区居委会组织相关人员对申请家庭的收入、住房、资产情况进行评议，并填写《申请家庭评议情况记录表》。


　　4、公示：单位或社区居委会在正式受理申请家庭材料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入户调查和组织评议工作。经审核符合申请条件的，单位或社区居委会应对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及工作单位对申请家庭的人口、住房、收入、资产等情况进行公示，期限为10日。


　　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单位或社区居委会签署初审意见，将申请家庭的书面申请材料上报行政主管单位或区管委会资格审核小组。


　　经公示提出异议的，单位或社区居委会应进行复查，并对不符合条件的家庭书面告知原因；经复查符合条件的，按前款规定办理。


　　(三)各行政主管单位或区管委会资格审核小组复审。


　　行政主管单位或区管委会资格审核小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20个工作日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复审。并协调相关部门联合审批，各负其责。


　　复审无异议的，由行政主管单位或区管委会资格审核小组对申请家庭的资格进行认定，并签署意见、盖章后，上报市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办公室。


　　复审有异议的，由行政主管单位或区管委会资格审核小组会同有关单位在10日内进行复查，并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书面告知原因；符合条件的按前款规定办理。


　　(四)市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办公室审核


　　市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办公室根据初审上报的材料，再次组织相关部门审核，并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进行打分，将申请人的分数及其他相关情况通过报纸和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限10天）。公示无异议后报市住房保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第十五条 对于已通过审核的申请人，由市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办公室负责按申请人的分数高低进行轮候购房，分配的方式采取抽签或公开摇号方式。抽签或摇号时，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组织、确定选房顺序。公证、纪检部门全程监督并出具公证证明，结果通过相关媒体公布。


　　第十六条 在轮候期间，申请家庭的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市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办公室，待市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办公室核实后，应根据申请人基本情况变化的事实，相应进行变更登记或者取消其轮候购房资格。


　　第四章 购房价格及付款方式



　　第十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价格实行市人民政府指导价。由房地产公司实施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利润在3%以内，市人民政府直接组织建设的不得有利润。


　　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前，组织建设的单位应核算开发成本并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定价申请。价格主管部门受理后，应会同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依法审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按规定向省价格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执行。


　　第十八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可采取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按揭贷款或公积金贷款方式。



　　所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不得用于商业性贷款抵押。


　　第五章 产权及售后管理


　　第十九条 经过审批并获得购买资格的申请家庭，在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后，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土地、房产权属登记。土地、房屋登记部门在办理权属登记时，应当在权属证书中注明经济适用住房、划拨土地、购买价格、实际购买面积、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等内容。


　　第二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属于政策性住房，购买人拥有有限产权。经济适用住房在取得土地房屋权证之日起，5年内不得直接上市交易，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由市人民政府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的因素进行回购。政府回购的经济适用住房，仍应用于解决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回购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5年后购房人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应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市人民政府可优先回购；购房人也可以向市人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后，取得完全产权。市人民政府回购的经济适用住房，仍应用于解决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土地收益等价款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原购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差价（扣除应缴税费后）的90%计算，土地收益等价款全额上交市财政。


　　第二十一条 在限制上市交易期限内，因继承、离婚析产而发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经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核准后，允许办理交易过户手续。办理交易过户手续后，权属性质仍为经济适用住房，限制上市交易期从原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办理之日起计算。房屋登记部门在“附记”中注明“经济适用住房继承”或 “经济适用住房离婚析产”及相关的内容。


　　第二十二条 购房人应当在房屋交付使用前交纳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在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时应提交专项维修资金缴纳凭证。


　　第二十三条 购房人在该经济适用住房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后出售，其缴纳的专项维修资金结余部分不予退还，随房屋产权同时过户。


　　第二十四条 已经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又购买其他住房的，原经济适用住房由市人民政府按规定及合同约定回购，继续作为经济适用住房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出售。已享受政策性住房优惠的家庭不得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已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不得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二十五条 一个申购家庭只允许购一套经济适用住房，已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不得同时申请其他形式的住房保障。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承租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后，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在申购家庭办理入住经济适用住房手续后，1个月内按照规定收回其承租的廉租住房，停止发放租赁补贴。


　　承租直管公房或租借单位公房的申请家庭符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条件，在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并办理交付使用手续后1个月内必须腾退公房，否则按原价收回经济适用住房。


　　第二十六条 购得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应当在入住后按照户籍管理条列将其户籍迁入新址。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购买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一)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等真实情况，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责令限期交回住房；不能交回的，责令其按照市场价格补缴差价款； 5年内不能再申请经济适用住房。


　　(二)违反本规定上市交易，责令其按照市场价格补缴差价款，并不予批准其再次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三)将未取得完全产权的经济适用住房用于生产经营性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责令其按照市场价格补缴差价款或由政府收购。


　　对具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购买人，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还可请其所在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不定期会同申请人所在单位或社区居委会等相关部门对通过购得经济适用住房资格审核家庭的人口、收入、住房等变动状况进行随机抽查，对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存在以下情形，应当由政府收购：


　　1．购房人出租、出借、转让、赠与、分割、合并或改变使用性质并拒不改正；


　　2．无正当理由闲置6个月以上；


　　3．购房人死亡且无人继承居住权（或虽有合法继承人，但均明确表示不愿继承）；


　　4．设定抵押权的经济适用住房，债务履行期满，抵押权未受清偿，需处分经济适用住房的；


　　5．购房人自愿退出经济适用住房。


　　第二十八条 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其他行政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关单位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工作人员，在管理过程中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行政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未取得购买资格的居民出售经济适用住房；


　　(二)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


　　(三)未按规定程序和条件进行购房资格审查；


　　(四)违法向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单位收费；


　　(五)弄虚作假，协助当事人隐瞒真实情况或为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并造成严重后果。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对审核结果、轮候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申请复核，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三十条 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提请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属于企业单位，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通知工商部门，将其列入不良信用记录名单，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省和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适用问题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三亚市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管理办法》（三府〔2007〕84号）同时废止。

略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对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高 军 龙一平


［摘要］和谐是传统中国人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传统中国人将无讼视为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的结果，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作为传统社会达至和谐的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对能为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无讼　　和谐社会　　　法律文化
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高超智慧。传统中国人将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最简单的对应便是无讼，其基本内容就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1](321)为了达到无讼的和谐境界，传统中国人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控制手段。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研究传统社会中作为达至和谐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以期对该项事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是十分必要的。
一、 无讼——传统中国人追求和谐境界的价值选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２](175-177)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和谐的便是好的。这并非单纯的审美意识，而是他们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当然，也是他们解决一切纷争的出发点”。[3](142)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最简单的对应便是无讼，“无讼不过是和谐延伸到司法上的一个转用词，其意蕴和旨趣是一致的” 。[1](324)在传统中国人看来，诉讼被认为是一种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方式，所谓“讼，终凶”（《周易·讼卦》），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的破坏”，[4](31)因此，主张“讼不可长”、“讼不可妄兴”，所以对破坏和谐的诉讼极力予以反对。
在对待诉讼的态度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最有影响的道家、法家、墨家、儒家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将“小国寡民”、民众“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和谐作为理想社会的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要求人们“无为”，“使民不争”（《老子》第三章），教诲人们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这样的社会自然是无讼的。力主“以法治国”的法家，同样也将无讼视为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刑杀，而是为了定纷止争，“以杀去杀”、“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达到所谓没有纷争和诉讼的“刑措”的境界。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诉讼也被视为对和谐秩序的破坏，故对诉讼也本能地持排斥的态度。早期的儒家吸收了道家“天道和谐”的宇宙观，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为了实现“大同”、“太平治世”的理想，孔子明确提出了无讼的主张，他郑重地宣布：他的施政目标之一就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其无讼乎”（《论语·颜渊》）。在孔子这里，“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孔子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成为千百年来司法活动和诉讼实践一以贯之的行动指南，几乎历朝历代都将其奉为圭臬而遵守之，没有太大的变动。
二、传统中国社会达至无讼境界的社会控制手段分析
历史已充分证实，传统中国人所追求的没有纷争的无讼社会始终只能是一种理想，难成现实，“‘无讼’乃是一个‘几千年的中国梦’，在现实法制生活中，则是没有一日没有争讼，以致官方当局与士人阶层每每哀叹‘世风浇漓’和‘人心不古’”。[5]既然社会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尽量减少乃至消灭纷争以及在发生纷争后如何和平地解决纷争以达到无讼的和谐境界是传统中国人所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诞生了独特的社会控制手段。
１、利用德主刑辅、礼法互补的模式，将纷争消灭中萌芽之中。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项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礼”既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大法和纲纪性质，又具有人伦道德属性，具有整饬、安定社会秩序，矫正人性的功用，所谓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礼记·曲记》），故“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在强调礼的功能前提下，儒家的政治学说以性善论为基础，对人性充满了乐观，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汉儒董仲舒重视儒教的传统，开始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他以天人感应说为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提出了“阳德阴刑”的理论。东汉时，刘向提出“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的主张。到了唐代，唐太宗则明确地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治国方略。于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治理国家应该“德主刑辅”（《唐律疏议·序》），“统治是以懿行美德而非法律来影响百姓的，毋须绳以法规，只有对野蛮、未开化的人才须实施惩罚”[6](109)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治国的共识。
２、利用调解方式和平地解决已发生的纷争。无讼法观念支配下的古代中国，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清官廉吏，从观念上都将诉讼看成是一种恶，一种不道德、不光彩的行为，因此诉讼的目的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为了裁断纠纷，而是为了实现无讼，为了“明刑弼教”，因此，司法官办案的第一原则就是：“人有争讼，必谕以理，启其良心，俾悟而上。” 从周代开始，官制中就设有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后历朝官员百姓均乐于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明朝时，法律规定：“各州县设立申明亭。凡民间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理于本亭剖理”。清朝时，《户部则例》规定族长有查举该族良莠之权，即包括对宗族内部纠纷的调处权，其他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了。因此，劝讼、止讼、息讼也成为作为“民之父母”的各级官吏们的重要使命和断案宗旨，力图以此来实现“完赋役、无讼事”的“天堂世界”。与此相对应的是诉讼多则常被视为官吏德化不足和政绩不好的表现，为了达到“政简刑轻”表面上和谐的统治境界，各朝统治者为此发明了“拖延”、“拒绝”、“感化”以及通过立法设“教唆词讼”罪等息讼之术以平息诉讼。[7](164-174)
统治者采用两手以做到纠纷前防范及纠纷后息事宁人，加上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而形成的熟人社会的影响，传统社会中，中国民众普遍养成了厌讼、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耻”。[8](127) 民众普遍形成了以讼为耻，视诉讼为不祥、可鄙之事，无讼即德、无讼则安的心理定势，正如明王士晋《宗祠条规》中的宣称的那样：“太平百姓，完赋税，无讼事，便是人间天堂”。[1](337)民众遇到争讼特别是民事争讼，大多依家族家规、风俗习惯由长辈裁断，或通过亲友族邻出面调解说理，不愿告之官府，法律从而被搁置不用，以致许多巨族大户都以几十年“无字纸入官府”自誉自励，同时还将息讼、无讼的思想记入祖训家法，以规诫后人。如安徽黔县南屏叶氏《祖训家风》就明白地告之后人：“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得遽兴词讼。”并自豪地宣称：“前此我族无一人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耻，非公事不见官长。或语及呈词讼事则忸怩不宁，诚恐开罪宗祖，有忝家风。”[9](34)此类的祖训、家规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极为常见。
三、无讼法律文化传统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当代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事实上，就总体精神方面而言，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是一脉相通的，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所说的那样，“和谐社会理念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认同，也彰显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的原则与取向。”[10]建设当代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对传统社会和谐理想下的无讼法律文化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对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能有所裨益。
（一）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可资借鉴的积极方面：
１、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重视犯罪预防。
作为控制社会和调整社会成员行为的两种主要手段，法律和道德既相对独立又在一定程度上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维度相互交叉、融合，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作用，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但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大旗下，法律的作用却常常被无限地夸大，“依法治县”、“依法治村”、“依法治校”等浮浅的口号随处可见，甚嚣尘上，“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已被严重庸俗化，一些人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端转到了“法律万能主义”的另一端。事实上，人类的法制史已充分证实了，法律的作用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对此，沈宗灵教授曾有过深刻的论述，“法治的局限性问题，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1）法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2）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3）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相矛盾；（4）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11](17)同样，在现当代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法条主义的僵化、教条、缺乏对人性的关怀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批判，转而强调道德对法律的补充作用，“二战”后西方法律实证主义的衰落和新自然法学的勃兴就是明显的例证。
与当代中国人相比，中国古人很少犯“法律万能主义”、“法条至上”的“法治幼稚病”。传统中国社会设计了独具特色的“礼法结合”的模式，在德法互补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传统儒家文化重视道德教化，强调道德和法律作用的相互配合，儒家思想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道德教化和刑罚制裁这两者相比较，前者对社会控制更有利。儒家大多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犯罪是由于后天受外界影响而造成的。人性可以改变，经过后天的教育，人就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完全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预防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古代中国礼法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今天我国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以及正在实施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２、注重调解模式，缓解社会矛盾。
现代社会中，诉讼的激增和程序的日趋复杂化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而诉讼中迟延、高成本等固有的弊端使普通百姓难以接近正义，降低了司法在民众中的威信。传统中国社会的调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从形式上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对秩序和安定的强烈需求，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对缓和社会矛盾和对抗、消除滥讼现象、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伦理、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来，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调解制度予以了借鉴，作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的ADR模式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据统计，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之花”的美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3](148)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体制、利益的调整及各种思想的碰撞导致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不断涌现，同样也遇到了西方社会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掘传统法文化中的调解本土资源，完善并进一步发挥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二）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消极方面的影响：
１、以道德代替法律，对个体而言导致形成双面人性格，对社会治理而言导致人治主义的产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已证实，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以无讼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法律制度下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始终只是一种空想。传统中国人被迫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就是使人变得虚伪，形成双面人格。对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曾予以了深刻的揭露并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另一个后果是，使法律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从而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的个性和功能，法律在人民的生活中遂降至次要的地位， “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12](487)因而，德治便成为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这种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必须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权威和机制的建构，进而动摇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不可避免地为人治主义奠定了基础。[13](140-145)
２、奉行法律工具主义，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意识的养成。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它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14](76)无讼价值取向支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属“政府型”抑或“义务型”法律，其价值前提是要人们如何地去保障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地维护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至于法律能为个体的人带来何等利益、规定了哪些权利则尽量少提或根本就避之不提。它所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各朝法律无一例外地规定了臣民、子孙等“卑幼”对于君父、官贵等“尊长”的绝对服从的义务，绝少涉及现代社会所关注的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对于老百姓而言，法律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应该无条件遵守、服从的规则，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和置喙的余地。因为法律只是统治者驭民的一种工具和一种暴力手段，所以在古代中国，历朝法典编纂的特色之一就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其中都以刑法为核心，体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对民众来说，法就是刑，是一种恐怖的象征，因而人们谈法色变，无不视诉讼和与官府打交道为畏途。这种狭隘的法律工具主义观，至今仍在部分社会主体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法律被视为阶级斗争产物和阶级压迫的工具的观点仍大有市场，法律工具主义也仍被一些执法部门奉为法宝，“运动式”法治现象仍屡见不鲜。受其影响，民众始终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是一种外来的强制的力量，法律规范价值没有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不利于中国迈向法治社会。
３、调解制度存在着一味打压诉讼，不利于权利的张扬的弊病。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的和谐，也胜过公开实际存在的冲突。于是在表面上看来平静、稳定的社会里，个人被紧紧的束缚着，追求“和合”境界，最终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苟且偷安的心态，结果必然带来民众的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抑制社会主体个性的张扬，妨碍人们富有创见的自由探索，扼杀民族的创新精神，最终成为人们思想的桎梏，进而使社会变成一潭死水，微波不兴，为专制政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正如张晋藩先生深刻地指出的那样，“天理愈是法律化，政治与伦理愈和谐；君权、父权、族权愈强化，个人的法律意识与权利观念愈淡薄。四千余年的中国法律历史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发展的。”[15](39)即使在现代法治的今天，这种消极影响仍然广泛地存在于社会主体的意识之中，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虽然人人都熟悉“依法治国”的口号，都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但人们仍然不敢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也不可能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更不可能不卑不亢地与政府对话。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乃至于对所有的过去的“上喻”、“最高指示”和今天的“红头文件”一概接受，绝不敢“越雷池半步”。
结语：
中国无讼法律文化根植于传统农业型的乡土社会，它历经几千年积淀而形成，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其影响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因此，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传统无讼文化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权利型社会，现代和谐社会建立在现代权利型社会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的以无讼为价值取向的传统和谐社会是截然不同的。由于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不同，决定了作为传统达至和谐境界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因此，必须对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庞杂的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笔者认为，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法即刑”、视法律为单纯的“禁奸止暴”工具和对封建等级、封建伦常的维护等内容，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地位的低下，民众权利意识淡漠构成了中国迈向法治社会的巨大障碍，而其中的另一些如礼法互补、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解决纠纷的调解模式等内容则至少从形式上又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因此，我们要以开放的胸怀，对传统无讼法律文化进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面对不断变动的社会—法律秩序，对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中契合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部分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诠释，使之转化进而溶入现代法文化生命之中，为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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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