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性问题

高里军


案例： 1990年山东某市中学生齐玉苓考上中专，但齐的同学陈某在其所在中学和她父 亲的共谋下攫取了招生学校给齐的录取通知书，并冒齐之名上学和工作直到1999年。这一年 ，事情真相大白，于是齐以陈某和她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为被告起诉到法院，请求责令 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就此案本身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齐与陈等之间，齐的合法的权利确实受到了陈等的不正当侵犯，并因此而产生了一定的损害后果,然而在审判中我们却发现一个问题：虽然此案事实清楚、内容明确具体，但是在审判中就到底是什么权利（应否确认为民事权利？）遭受了侵犯，该应用什么法律来保护她的权利来解决这一司法实践问题却出现了盲点（齐玉苓所主张的权利该怎么确认和保护的问题）。
按照民法学者和裁判实务的一致解释，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过错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有侵害了他人权利的加害行为；第二，有损害结果；第三，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第四，加害行为人具有过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侵犯了民事权利（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情形，才构成侵权行为，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侵犯民事权利以外的权利，应当是不构成侵权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加害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应限于民事权利（财产权和人身权），显然，齐主张的受教育权不在此列。本案一审判决仅认可了原告的姓名权受到侵害，驳回其受教育权被侵害的主张。此判决，原告不服，上诉至二审。对此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于2001年7 月24 日发布《公告》公布了一个《批复》。全文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1〕25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001年7月24日
二审法院引用此批复，作出终审判决，其判决书写到："这种侵犯姓名权的行为，其实质是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告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侵犯其受教育的权利的责任，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作为判决的依据，引用了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第81条、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34条和最高法院（2001）25号批复。这一判决突破了我国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民刑裁判的判决依据的司法惯例。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是此案得以解决的一个根本，如果高法不对此进行解释，那么在此案的解决上就会出现一个盲点（究竟宪法上的这一基本权利该如何保障的问题？）。我们知道，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宪法内容是对根本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规定。我认为，法律本身就应当具有司法适用性这一特性，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亦不例外。宪法是对公民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不具有一定的司法适用性，就可能出现公民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的情形，然而，现今就我国的宪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具有司法适用性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说宪法的适用性问题实际是宪法司法化中的一个方面。我比较的赞同有学者对我国宪法司法化在理论上所作的两方面的划分。宪法司法化包含违宪审查和宪法适用两个方面。所谓违宪审查，就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审查、近而决定违宪无效、合宪有效的一种宪法监督行为。这涉及到司法机关有否违宪审查权的问题。无疑这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甚至包括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等层面，违宪审查制度在理论上与我国传统的宪政理论有很大的冲突，我国目前还仍未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在此，我只对宪法的适用性问题作一点说明。宪法的适用性实际就是当没有具体的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司法机关能否直接适用或引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的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司法化意味着宪法的司法适用性。这个命题是建立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充分保障的宪政理论之上的，即认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的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的依据，无疑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由此看，宪法的司法适用有最后屏障之功效。虽然如此，但就宪法自身条文规定来看，要在司法审判中直接的适用还具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从法理上看，就法律本质来说，法律要适用在法律规则上就应当具有适用的条件。法律规则有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之分。行为规则指公民和企业所应遵循的规则；裁判规则指法院裁判案件所应遵循的规则。从宪法的规定上看，宪法是对行为规则的规定，而没有裁判规则的规定，即没有规定构成要件，也没有规定法律效果，宪法在其内容上只是作出了一个原则性规定。既然如此，是否就意味着它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而加以适用呢？
现今，可以说我国仍未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宪法适用制度。对山东出现的"冒名上学"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法释（2001）第25号司法解释，其中对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引用，可以说是我国对宪法司法适用的一个开端，是我国宪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一个新尝试。当然，宪法权利的保护本身应当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体系来保障，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法律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也要不断的完善发展。宪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权威性、前瞻性，所以在宪法权利的保障上也可能会出现其他相应法律、法规没有进行规范的情形，这时自然应当对宪法进行适用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保障人们所享有的正当权利。
目前，我国对宪法司法化的谈论比较的多，对高法出台的（2001）25号司法解释，我认为：是我国在宪法司法适用性上的一个尝试，这一判决突破了我国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民刑裁判的判决依据的司法惯例，为以后再次出现的宪法权利保障问题树立了一个典范。现今我国对宪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问题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如何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保障机制，对宪法更好的发挥作用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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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物权公示的原则

栾桂平


　　所谓公示，指物权在变动时，必须将物权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向社会公开，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的情况，以避免第三人遭受损害，从而保护交易安全。物权的变动之所以要公示也是由物权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物权是具有排他的、优先的效力，如果物权的变动不采用一定的公示方法，某人享有某种物权，第三人并不知道，而该人向第三人主张优先权时，必然会使第三人遭受损害，从而导致财产交易秩序陷入紊乱境地。于此可见，物权公示原则对于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安全，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物权公示制度的内容。
　　１、物权公示的方法，因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而有所区别，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和登记之变更作为权利享有与变更的公示方法，动产物权以占有为其权利享有公示方法，以占有之移转即交付作为其变更的公示方法。
　　２、物权公示的效力，关于此点，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认识，以至形成三种不同的立法主义，即公示成立要件主义，公示对抗要件主义与公示折衷主义。
　　各国应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制定适合本国的物权变动立法，而不应效仿某种不适合本国特色的立法例。
　　二、公信原则
　　所谓公信，是指一旦当事人变更物权时，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公示，即使依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物权不存在或存在瑕疵，但对于信赖该物权的存在并已从事了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的物权存在相同的法律效果，以保护交易安全。公信原则最早适用于动产物权，以后逐渐扩展到不动产物权。
　　１、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所谓物权登记的公信力，是指物权登记机关在登记簿上所作的各种登记，具有使社会公众信其正确的法的效力。我们知道，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２、动产占有的公信力。动产物权的享有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因此，动产的实际占有也就具有了使社会公众相信占有人对其占有的动产享有物权的公信力，基于此种公信力，纵使占有人对其占有的动产无处分权，自占有人处受让动产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受法律保护。
　　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是现代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二者相为联系，公示原则是公信原则的基础，公信原则是公示原则的表现，二者构成了物权变动基本原则的基础。


北安市人民法院　栾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