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不该赔 病人不该死/邓利强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1 22:59:53   浏览:9286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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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不该赔 病人不该死

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2004年4月27日《健康报》卫生与法栏目以“医院该负什么责任”为题报道了一则让人深思的案子。事情这样的:2001年9月25日陕西人景某在广州火车站因与人争执被警察疑为精神异常送至广州市精神病院,在该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景某被送至临时收治“盲流”的广州白云精神康复医院(时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入院后,景某拒绝进食,经支持治疗17天后景某死亡,经尸检景某死因为“因饥饿而死”同时景某颅内发现拳头大小的灰白色肿瘤。其后白云精神康复医院被两法院审判决承担景某家人各类费用约10万元。
对此事件及判决笔者用一句话形容为 医院不该赔,病人不该死,,本案为的发生及不幸结局的原因都在医疗问题之外。
景某与医院及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本案医患关系的实质。
医患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合同关系或无因管理。医患合同关系的建立是医患双方(或某代理人)自愿订立合同,该合同的目的是解除痛苦抢救生命;医患之间的另一种法律关系是无因管理,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基于患者无行为能力或神志不清被其代理人之外的人(如大街上素不相识者)送到医院,此时由于患者不具有订立合同的能力,送病人到医院的人又不是病人的代理人,医患之间这种情况下的关系就是医生履行职责救治病人,双方没有订立合同,这时医患双方的关系在法律上叫无因管理。
本案中,医患双方的关系显然不符合上述两种关系的特点。事实上,此时医院与患者根本没有关系,本案直接建立法律关系的是患者景某与当地政府的。本案中景某到广州白云精神康复医院是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将其送至医院,此时依惯例医院无权拒绝收留病人,病人也非自愿,这种情况下医院其实只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代理人或被授权的管理人,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或管理人行为的后果不由本人承担而应由被代理人或授权人承担,故本案医院工作的结果应由当地政府部门承担责任,医院根本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
让医院赔付不公平。
第二,从公平角度讲医院也不应承担责任。公平是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关系讲究权利义务相对应。刚才我们已分析医院本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退一步讲,即使把医院视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医院也不应承担责任。民事法律行为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本案的医院当时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对病人收取相应的费用是其起码的权利。综观整个事件的发展我们可能得出以下信息:医院没能收取一分钱的医疗费(是送景某来的部门没给钱还是景某本人根本没钱我们不得而知),景某死亡后医院还支付了殡葬费,那么我们要问精神康复医院的利益何在?在无偿救助他人并代为垫支额外费用后医院尚需赔付其家属公平何在?本案医院对景某的救护不能说十分到位,但我们不应脱离其身份——营利性医疗机构但无人付费、水平——区精神康复医院和已采取的措施——鼻饲,从上述情况看,医院已在其能力范围内实施了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已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就不应当再承担责任。对此发达国家有很明确的规范,1998年美国加州首先实施《乐善好施法》以鼓励医师在急诊或院外遇紧急情况救助病人,医生这种情况救治病人除了故意伤害病人,该法豁免了在此情况下所发生的一切医疗过失。从这一立法本意我们可以看出,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不能太苛求医生,否则医务人员救治他人的积极性将会被进一步削弱最终受伤害的还是病人。由于本案精神康复医院实施的是无偿救治,从民法公平正义的角度,让康复医院承担民事责任不公平。本案虽然死亡家属得到了赔偿但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本判决没有实现社会的正义。
病人不应当死亡
第三,本案景某的死亡是有可能避免的
如果政府职能部门不收容景某;如果政府职能部门及时与景某家人取得联系;如果景某留在广州精神病医院进一步治疗;如果白云区精神康复医院的治疗条件再好一点(给病人用代价高昂的静脉高营养而不考虑谁来埋单);
如果做到以上几点景某的死亡很有可能被避免。
主要不是医生的问题
最后如果我们要检讨本案的话,我们应当得出以下结论:本案的责任人完全在医疗之外,套用《南方周末》2004年4月29日第十一版一篇文章的标题叫《主要不是医生的问题》。
本文中我不想检讨收容审查制度的弊端,该制度已在我国被废止,这充分说明了该制度本身的问题太多。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广州白云精神康复医院根本没有能力给景某使用代价高昂的静脉高营养,该院称医当时已经举步维艰,不考虑费用负担为病人垫支巨额静脉高营养的费用根本不是该院所能承受得起的。此言不假!
据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的调整显示,我国精神病医院政府财政补贴严重不足,2001年国家对全国精神病院的财政补助总额为8.5亿元,仅占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拔款总额的2.3%,而我国目前精神病病患者及有情绪、行为障碍的人数达数千万人,财政拔款与病人数目的极大反差使全国大多数精神病院举步维艰,医院低水平负债运营,很多医院的建筑是上世纪50-60年代建成,其设备更新更是无从谈起,山西省精神病院直到2002年还在手工计数血细胞数,精神病病院的困境可见一斑!
在这种极度艰难的情况下精神病医院长期负载着收治社会上无法定抚养人或赡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的精神病人,大量医疗欠费不能收回,医院为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使精神病院雪上加霜。
因此,我认为很多医疗纠纷的产生有很多医疗之外的原因,本案中让广州白云精神康复医院不考虑费用使用代价高昂的静脉高营养是不现实的;医院在没有收一分钱并代为垫支了殡葬费后再让其赔偿10万余元,表面看来受伤害者得到了赔偿,社会的正义得以实现,事实上这样的判决是不公平的,因为公平正义等偿有价的法律原则没能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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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县改区新华书店增值税退税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县改区新华书店增值税退税问题的通知

2002年9月4日 财税〔2002〕138号

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
近有部分省的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来文,要求对原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的县(县级市)及其以下新华书店,在撤县(县级市)改区后能否继续按现行政策退税问题予以明确。经研究,现将有关政策明确如下:
对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版物和电影拷贝增值税及电影发行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88号)规定的增值税退税条件的原县(县级市)及其以下新华书店和农村供销社,虽因撤县(县级市)改区名称发生变化,但仍可继续执行上述文件规定的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本文自2002年1月1日起执行。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它负责,这就是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既独立于行政机关,又独立于审判机关,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的检察队伍管理体制主要是参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种管理机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其缺陷和弊端已经暴露无遗。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高检院进行了检察改革,1998年,推出检务公开制度改革。1999年,推出主诉检察官制度等六项具体改革措施。2000年,高检院发布《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对检察改革做出全面部署。2005年,又专门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 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通过不断深化改革,重点解决当前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努力做到 检察体制更加合理,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检察工作保障更加有力,检察人员素质进一步提高,全面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因此,在新形势如何进一步完善检察干部管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前我国检察管理机制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队伍的管理尤其是检察官的管理,完全套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检察队伍的专业化进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一是行政化管理模式严重束缚检察官队伍的健康发展。从历史根源上来看,我国一直套用行政化模式来管理检察队伍,检察官职级是按照行政机关职务层次划分的,因此“行政职级”成为确定检察官工资及政治待遇的主要依据,检察官待遇的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实质作用。检察长、副检察长、反贪、反渎局长等都确定了相对应的职级待遇,政治处主任、纪检组长也进入班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成就突出,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套用行政化管理已经很落伍。目前,我国检察官队伍数量庞大,素质不高。针对如何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我国各地检察院都在最大限度地争取职级待遇。《检察官法》颁布实施以后,对什么是检察官有了原则性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检察管理机制所面临问题。

  二是普遍存在人员混岗现象,大量有着检察官职称的人员从事非检察官工作。高检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完善检察机关组织体系,改革和完善检察干部管理体制,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队伍。但从实践中来看,大量检察官从事综合部门工作,如政治处、办公室、技术装备、监察室、信息化等部门。他们和现行的检察官制度基本享有同等待遇,这种现象得以延续,使得大量新进人员对于通过司法考试,然后去当检察官的态度消极,认为考上了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从根本解决自己所面临问题。应该说,在检察院工作的人员不想成为检察官,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反应了一种不思进取的精神在蔓延。造成这种原因的,就是在现实工作中,没有能形成检察官这种职业的神圣感和认同感。

  三是检察院实际工作中受到地方牵制太多,检察官办案受干扰现象严重。检察院的人、财、物都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检察院办理案件要受到地方党委、政府一再干扰,很多案件被“协调”,这完全违背了“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这一原则。检察院的人员还可以经常被抽调参加招商引资、拆迁等政府性工作,这完全违背了检察院工作主旨。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经常受到上级、上级领导的干扰,虽然出台主诉检察官制度,该制度明确规定检察官独立处理诉讼事务,但实际情况却是检察官按照上级领导的意图和命令去办案。一些主诉检察官怕得罪领导,事事请示汇报,全由领导做主,丧失了独立办案的工作理念。在检察委员会工作中,虽然明文规定,检察委员会委员独立发表意见,但实践中往往是检察长的意见左右了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意见,某种程度上来说,检察委员会决定就是检察长决定。

  四是检察院在服务中心工作方面力度尚缺。检察院主要工作就是办案,办案特别是查办职务犯罪就是最大程度的净化社会风气,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扫清障碍。但目前,检察院往往被一些非检察事务所影响。目前,在检察院的考评中,加入了一些诸如宣传、信息、党建、办公室的综合工作考评,检察长为了搞好这些工作而疲于奔命,分散了精力,使办案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因为检察院的主要工作是查办职务犯罪、诉讼监督和对监管场所的监督,这是检察院开展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如果忽视这条干线,而去强化综合工作,势必使检察院工作头重脚轻,顾头顾不了尾。

  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建议

  应该看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高检院做了大量工作,重大的措施有出台人民监督员制度、主诉检察官制度、暂缓起诉制度和普通程序简易审制度。在高检院统一部署、积极推进检察改革的同时,各地检察机关也在进行检察改革的探索和创新,如周口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检察一分院推行的检察引导侦查机制改革,湖南省望城县检察院等实施的量刑建议制度改革等等。针对如何深化检察管理机制改革,笔者谈一下自己意见和建议。

  一是对现有检察人员进行分类管理。高检院在2001年的人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探索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方法,形成符合司法规律、具有检察特点的队伍管理体制。根据检察机关各职位的工作性质,将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检察行政人员三类职位。检察官是指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依照《检察官法》以及配套的制度进行管理,实行检察官等级制度。检察辅助人员是指在检察活动中从事辅助性、事务性工作的职位。检察行政人员是指从事检察机关政工人事管理、综合业务管理、财务装备管理的职位,分类管理可出台相关条例,进行细化。

  二是突出重点抓办案,进一步加大服务经济发展中心工作力度。办案特别是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充分发挥侦查一体化的办案优势,通过上下级院协同指挥体系,整合侦查资源配置,形成了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密切、运转高效有序的侦查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整体效能。坚持检察长靠前指挥,从而能够最大程度排除干扰,确保办成案。在2013年度,从高检院报告的通过率来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方面抱有很大期望,而做好新形势下的检察工作,必须抓住“办案”这根主线。

  三是认真做好检察干部的绩效考核,真正形成干与不干不一样。针对检察人员实际工作付出,要积极尝试和完善绩效考核,量化管理,能充分反应干警工作实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内部奖惩机制,对实际工作付出大的干警要进行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对于没有完成本年度工作任务的人员要实行通报,将检务督察延伸到位。建立对部门特别是干警工作的客观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目的。使用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双重手段激励队伍搞好各项检察工作。

  四是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上确定各类职员员额,并在工作中进行优化配置。在总编制内,依据《检察官法》确定检察官比例,宁缺毋滥,保证检察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和检察事业的持续进步,综合工作诸如办公室、信息、宣传等其他工作,将适合该类工作的人员投放到这类岗位,做到人尽其才。

  (作者单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检察院)